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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四内篇四

卷四内篇四

  说林道,公也;学,私也。君子学以致其道,将尽人以达于天也。人者何?

  聪明才力,分于形气之私者也。天者何?中正平直,本于自然之公者也。故曰道公而学私。

  道同而术异者,韩非有《解老》、《喻老》之书,《列子》有《杨朱》之篇,墨者述晏婴之事;作用不同,而理有相通者也。述同而趣异者,子张难子夏之交,荀卿非孟子之说,张仪破苏秦之从。宗旨不殊,而所主互异者也。

  渥洼之驹,可以负百钧而致千里;合两渥洼之力,终不可致二千里。言乎绝学孤诣,性灵独至,纵有偏阙,非人所得而助也。两渥洼驹,不可致二千里;合两渥洼之力,未始不可负二百钧而各致千里。言乎鸿裁绝业,各效所长,纵有牴牾,非人所得而私据也。
文辞非古人所重,草刨讨论,修饰润色,固已合众力而为辞矣:朔于尽善,不期于矜私也。丁敬礼使曹子建润色其文,以谓“后世谁知定吾文者”,是有意于欺世也。存其文而兼存与定之善否,是使后世读一人之文,而获两善之益焉,所补岂不大乎?

  司马迁袭《尚书》、《左》、《国》之文。非好同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司马迁点窜《尚书》、《左》、《国》之文,班固点窜司马迁之文,非好异也,理势之不得不然也。有事于此,询人端末,岂必责其亲闻见哉?张甲述所闻于李乙,岂盗袭哉?人心不同,如其面也。张甲述李乙之言,而声容笑貌,不能尽为李乙,岂矫异哉?

  孔子学周公,周公监二代,二代本唐、虞,唐、虞法前。故曰“道之大原出于天。”盖尝观于山下出泉,沙石隐显,流注曲直,因微渐著,而知江河舟楫之原始也;观于孩提呕哑,有声无言,形揣意求,而知文章著述之最初也。

  有一代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整齐故事,与专门家学之义不明,详《释通》、《答客问》。而一代之史,鲜有知之者矣;州县方志,与列国史记之义不明,详《方志》篇。而一国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谱牒不受史官成法,详《家史》篇。而一家之史,鲜有知之者矣;诸子体例不明,文集各私撰著,而一人之史,鲜有知之者矣。

  展喜受命于展禽,则却齐之辞,谓出展禽可也,谓出展喜可也。弟子承师说而著书,友生因咨访而立解,后人援古义而敷言,不必讳其所出,亦自无愧于立言者也。

  子建好人讥诃其文,有不善者,应时改定;讥诃之言可存也,改定之文亦可存也。意卓而辞踬者,润丹青于妙笔;辞丰而学疏者,资卷轴于腹笥。

  要有不朽之实,取资无足讳也!

  陈琳为曹洪作书上魏太子,言破贼之利害,此意诚出曹洪,明取陈琳之辞,收入曹洪之集可也。今云:“欲令陈琳为书,琳顷多事,故竭老夫之恩。”又云:“怪乃轻其家丘,谓为倩人。”此掩著之丑也,不可入曹洪之集矣。

  譬彼禽鸟,志识其身,文辞其羽翼也。有大鹏千里之身,而后可以运垂天之翼。鷃雀假雕鹗之翼,势未举而先踬矣,况鹏翼乎?故修辞不忌夫暂假,而贵有载辞之志识,与己力之能胜而已矣。噫!此难与溺文辞之末者言也!  诸子一家之宗旨,文体峻洁,而可参他人之辞。文集,杂撰之统汇,体制兼该,而不敢入他人之笔。其故何耶?盖非文采辞致,不如诸子;而志识卓然,有其离文字而自立于不朽者,不敢望诸子也。果有卓然成家之文集,虽入他人之代言,何伤乎!

  庄周《让王》、《渔父》诸篇,辨其为真为赝;屈原《招魂》、《大招》之赋,争其为玉为鷃.固矣夫!文士之见也!  醴泉,水之似醴者也。天下莫不饮醴,而独恨不得饮醴泉。甚矣!世之贵夫似是而非者也!

  著作之体,援引古义,袭用成文,不标所出,非为掠美,体势有所不暇及也。亦必视其志识之足以自立,而无所藉重于所引之言;且所引者,并悬天壤,而吾不病其重见焉,乃可语于著作之事也。考证之体,一字片言,必标所出。所出之书,或不一二而足,则必标最初者。譬如马、班并有,用马而不用班。最初之书既亡,则必标所引者。譬如刘向《七略》既亡,而部次见于《汉。艺文志》;阮孝绪《七录》既亡,而◆目见于《隋。经籍志》注。

  则引《七略》、《七录》之文,必云《汉志》、《隋注》。乃是慎言其余之定法也。书有并见,而不数其初,陋矣;引用逸书而不标所出,使人观其所引,一似逸书犹存。罔矣。以考证之体,而妄援著作之义,以自文其剽窃之私焉,谬矣。

  文辞,犹三军也;志识,其将帅也。李广入程不识之军,而旌旗壁垒一新焉,固未尝物物而变,事事而更之也。知此意者,可以袭用成文,而不必己出者矣。

  文辞,犹舟车也;志识,其乘者也。轮欲其固,帆欲其捷,凡用舟车,莫不然也;东西南北,存乎其乘者矣。知此义者,可以以我用文,而不致以文役我者矣。

  文辞,犹品物也;志识,其工师也。橙橘楂梅,庖人得之,选甘脆以供笾实也;医师取之,备药毒以疗疾疢也。知此义者,可以同文异取,同取异用,而不滞其迹者矣。古书断章取义,各有所用,拘儒不达,介介而争。

  文辞,犹金石也;志识,其炉锤也。神奇可化臭腐,臭腐可化神奇。知此义者,可以不执一成之说矣。有所得者即神奇,无所得者即臭腐。

  文辞,犹财货也;志识,其良贾也。人弃我取,人取我与,则贾术通于神明。知此义者,可以斟酌风尚而立言矣。风尚偏趋,贵有识者持之。

  文辞,犹药毒也;志识,其医工也。疗寒以热,热过而厉甚于寒;疗热以寒,寒过而厉甚于热。良医当实甚,而已有反虚之忧,故治偏不激,而后无余患也。

  知此义者,可以拯弊而处中矣。

  转桔槔之机者,必周上下前后而运之。上推下挽,力所及也;正前正后,力不及也。倍其推,则前如坠;倍其挽,则后如跃;倍其力之所及,以为不及之地也。人之聪明知识,必有力所不及者,不可不知所倍以为之地也。

  五味之调,八音之奏,贵同用也。先后尝之,先后听之,不成味与声矣。

  邮传之达,刻漏之宜,贵接续也。并驰同止,并直同休,不成邮与漏矣。书有数人共成者,历先后之传而益精,获同时之助而愈疏也。先后无争心,而同时有胜气也;先后可授受,而同时难互喻也;先后有补救,而同时鲜整暇也。

  人之有能有不能者,无论凡庶圣贤,有所不免者也。以其所能而易其不能,则所求者,可以无弗得也。主义理者拙于辞章,能文辞者疏于征实,三者交讥而未见有已也。义理存乎识,辞章存乎才,征实存乎学,刘子玄所以有三长难兼之论也。一人不能兼,而咨访以为功,未见古人绝业不可复绍也。

  私心据之,惟恐名之不自我擅焉,则三者不相为功,而且以相病矣。  所谓好古者,非谓古之必胜乎今也,正以今不殊古,而于因革异同,求其折衷也。古之糟魄,可以为今之精华。非贵糟魄而直以为精华也,因糟魄之存,而可以想见精华之所出也。如类书本无深意,古类书尤不如后世类书之详备;然援引古书,为后世所不可得者,藉是以存,亦可贵宝矣。古之疵病,可以为后世之典型;非取疵病而直以之为典型也,因疵病之存,而可以想见典型之所在也。如《论衡》最为偏驳,然所称说,有后世失其传者,未尝不藉以存。是则学之贵于考征者,将以明其义理尔。

  出辞气,斯远鄙悖矣。悖者修辞之罪人,鄙则何以必远也?不文则不辞,辞不足以存,而将并所以辞者亦亡也。诸子百家,悖于理而传者有之矣,未有鄙于辞而传者也。理不悖而鄙于辞,力不能胜;辞不鄙而悖于理,所谓五谷不熟,不如荑稗也。理重而辞轻,天下古今之通义也。然而鄙辞不能夺悖理,则妍媸好恶之公心,亦未尝不出于理故也。  波者水之风,风者空之波,梦者心之华,文者道之私。止水无波,静空无风,至人无梦,至文无私。

  演口技者,能于一时并作人畜、水火、男妇、老稚千万声态,非真一口能作千万态也。千万声态,齐于人耳,势必有所止也。取其齐于耳者以为止,故操约而致声多也。工绘事者,能于尺幅并见远近、浅深、正侧、回互千万形状,非真尺幅可具千万状也。千万形状齐于人目,势亦有所止也。取其齐于目者以为止,故笔简而著形众也。夫声色齐于耳目,义理齐于人心,等也。

  诚得义理之所齐,而文辞以是为止焉,可以与言著作矣。

  天下有可为其半,而不可为其全者。偏枯之药,可以治偏枯;倍其偏枯之药,不可以起死人也。此说见《吕氏春秋》。天下有可为其全,而不可为其半者。  樵夫担薪两钧,捷步以趋,去其半而不能行;非力不足,势不便也。  风尚所趋,必有其弊,君子立言以救弊,归之中正而已矣。惧其不足夺时趋也,而矫之或过,则是倍用偏枯之药而思起死人也。仅取救弊,而不推明斯道之全量,则是担薪去半,而欲恤樵夫之力也。

  十寸为尺,八尺曰寻。度八十尺而可得十寻,度八百寸而不可得十寻者,积小易差也。一夫之力,可耕百亩,合八夫之力而可耕九百亩者,集长易举也。学问之事,能集所长,而不泥小数,善矣。

  风会所趋,庸人亦能勉赴;风会所去,豪杰有所不能振也。汉廷重经术,卒史亦能通六书,吏民上书,讹误辄举劾。后世文学之士,不习六书之义者多矣。

  义之俗书,见讥韩氏。韩氏又云:“为文宜略识字。”岂后世文学之士,聪明智力不如汉廷卒史之良哉?风会使然也。越人相矜以燕语,能为燕语者,必其熟游都会,长于阅历,而口舌又自调利过人者也。及至燕,则庸奴贱婢,稚女髫童,皆燕语矣。以是矜越语之丈夫,岂通论哉?仲尼之门,五尺童子羞称五霸。必谓五尺童子,其才识过于管仲、狐、赵诸贤焉,夫子之所不许也。五谷之与稊稗,其贵贱之品,有一定矣。然而不熟之五谷,犹逊有秋之稊稗焉。而托一时风会所趋者,诩然自矜其途辙,以谓吾得寸木,实胜彼之岑楼焉,其亦可谓不达而已矣。尊汉学,尚郑、许,今之风尚如此;此乃学古,非即古学也。居然唾弃一切,若隐有所恃。  王公之仆圉,未必贵于士大夫之亲介也。而是仆圉也,出入朱门甲第,诩然负异而骄士大夫曰:“吾门大。”不知士大夫者固得叱而系之,以请治于王公,王公亦必挞而楚之,以谢闲家之不饬也。学问不求有得,而矜所托以为高,王公仆圉之类也。

  “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以谓非君子之言。然则有为之言,不同正义,圣人有所不能免也。今之泥文辞者,不察立言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是欲责人才过孔子也。

  《春秋》讥佞人。《公羊传》。夫子尝曰:“恶佞口之覆邦家者。”是佞为邪僻之名矣。或人以为“雍也仁而不佞”。或人虽甚愚,何至惜仁人以不能为邪僻?且古人自谦称不佞,岂以不能邪僻为谦哉?是则佞又聪明才辨之通称也。荀子著《性恶》,以谓圣人为之“化性而起伪”。伪于六书,人为之正名也。荀卿之意,盖言天质不可恃,而学问必藉于人为,非谓虚诳欺罔之伪也。而世之罪荀卿者,以谓诬圣为欺诳,是不察古人之所谓,而遽断其是非也。  古者文字无多,转注通用,义每相兼。诸子著书,承用文字,各有主义,如军中之令,官司之式,自为律例;其所立之解,不必彼此相通也。屈平之灵修,庄周之因是,韩非之参伍,鬼谷之捭阖,苏张之纵衡,皆移置他人之书而莫知其所谓者也。佛家之根、尘、法、相,法律家之以、准、皆、各、及、其、即、若,皆是也。

  冯煖问孟尝君,收责反命,何市而归?则曰:“视吾家所寡有者。”学问经世,文章垂训,如医师之药石偏枯,亦视世之寡有者而已矣。以学问文章,徇世之所尚,是犹既饱而进粱肉,既暖而增狐貉也。非其所长,而强以徇焉,是犹方饱粱肉,而进以糠秕;方拥狐貉,而进以裋褐也。其有暑资裘而寒资葛者,吾见亦罕矣。

  宝明珠者,必集鱼目;尚美玉者,必竞碔砆.是以身有一影,而罔两居二三也。罔两乃影旁微影,见《庄子》注。然而鱼碔砆之易售,较之明珠美玉为倍捷也。珠玉无心,而碔砆有意,有意易投也。珠玉难变,而碔砆能随,能随易合也。珠玉自用,而碔砆听用,听用易惬也。珠玉操三难之势而无一定之价,碔砆乘三易之资而求价也廉,碔砆安得不售,而珠玉安得不弃乎?  鸩之毒也,犀可解之;瘴之厉也,槟榔苏之。有鸩之地,必有犀焉;瘴厉之乡,必有槟榔。天地生物之仁,亦消息制化之理有固然也。汉儒传经贵专门,专门则渊源不紊也。其弊专己守残,而失之陋。刘歆《七略》,论次诸家流别,而推《官礼》之遗焉,所以解专陋之瘴厉也。唐世修书置馆局,馆局则各效所长也。

  其弊则漫无统纪,而失之乱。刘知几《史通》,扬榷古今利病,而立法度之准焉,所以治散乱之瘴厉也。学问文章,随其风尚所趋,而瘴厉时作者,不可不知槟榔犀角之用也。

  所虑夫药者,为其偏于治病,病者服之可愈,常人服之,或反致于病也。

  夫天下无全功,圣人无全用。五谷至良贵矣,食之过乎其节,未尝不可以杀人也。是故知养生者,百物皆可服。知体道者,诸家皆可存。六经三史,学术之渊源也。吾见不善治者之瘴厉矣。

  学问文章,聪明才辨,不足以持世;所以持世者,存乎识也。所贵乎识者,非特能持风尚之偏而已也,知其所偏之中,亦有不得而废者焉。非特能用独擅之长而已也,知己所擅之长,亦有不足以该者焉。不得而废者,严于去伪,风尚所趋,不过一偏,惟伪托者,并其偏得亦为所害。而慎于治偏,真有得者,但治其偏足矣。则可以无弊矣。不足以该者,阙所不知,而善推能者;无有其人,则自明所短,而悬以待之,人各有能有不能,充类至尽,圣人有所不能,庸何伤乎?

  今之伪趋逐势者,无足责矣。其间有所得者,遇非己之所长,则强不知为知,否则大言欺人,以谓此外皆不足道。夫道大如天,彼不几天者,曾何足论。己处门内,偶然见天,而谓门外之天皆不足道,有是理乎?曾见其人,未暇数责。亦可以无欺于世矣。夫道公而我独私之,不仁也;风尚所趋,循环往复,不可力胜,乃我不能持道之平,亦入循环往复之中,而思以力胜,不智也。不仁不智,不足以言学也。不足言学,而嚣嚣言学者乃纷纷也。

  知难为之难乎哉?知之难乎哉?夫人之所以谓知者,非知其姓与名也,亦非知其声容之与笑貌也;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读其书者,天下比比矣;知其言者,千不得百焉。知其言者,天下寥寥矣;知其所以为言者,百不得一焉。然而天下皆曰:我能读其书,知其所以为言矣。此知之难也。人知《易》为卜筮之书矣,夫子读之,而知作者有忧患,是圣人之知圣人也;人知《离骚》为词赋之祖矣,司马迁读之,丽悲其志,是贤人之知贤人也。夫不具司马迁之志,而欲知屈原之志,不具夫子之忧,而欲知文王之忧,则几乎罔矣。然则古之人,有其忧与其志,不幸不得后之人有能忧其忧、志其志,而因以湮没不章者,盖不少矣。

  刘彦和曰:“《储说》始出,《子虚》初成,秦皇、汉武恨不同时;既同时矣,韩囚马轻。”盖悲同时之知音不足恃也。夫李斯之严畏韩非,孝武之俳优司马,乃知之深,处之当,而出于势之不得不然,所谓迹似不知而心相知也。贾生远谪长沙,其后召对宣室,文帝至云:“久不见生,自谓过之”,见之乃知不及。

  君臣之际,可谓遇矣;然不知其治安之秦,而知其鬼神之对,所谓迹似相知而心不知也。刘知几负绝世之学,见轻时流,及其三为史臣,再入东观,可谓遇矣;然而语史才则千里降追,议史事则一言不合,所谓迹相知而心不知也。夫迹相知者,非如贾之知而不用,即如刘之用而不信矣。

  心相知者,非如马之狎而见轻,即如韩之谗而遭戮矣。丈夫求知于世,得如韩、马、贾、刘,亦云盛矣;然而其得如彼,其失如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遇合之知所以难言也。

  庄子曰:“天下之治方术者,皆以其有为不可加矣。”夫“耳目口鼻,皆有所明,而不能相通”。而皆以己之所治,为不可加,是不自知之过也。

  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相知者少也。凡封己护前不服善者,皆不甚自知者也。

  世传萧颖士能识李华《古战场文》,以谓文章有真赏。夫言根于心,其不同也如面。颖士不能一见而决其为华,而漫云华足以及此,是未得谓之真知也。

  而世之能具萧氏之识者,已万不得一;若夫人之学业,固有不止于李华者,于世奚赖焉?凡受成形者,不能无殊致也;凡禀血气者,不能无争心也。有殊致,则入主出奴,党同伐异之弊出矣。有争心,则挟恐见破,嫉忌诋毁之端开矣,惠子曰:“奔者东走,追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心则异。”今同走者众矣,亦能知同走之心欤?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同道之知所以难言也。

  欧阳修尝慨《七略》四部,目存书亡,以谓其人之不幸。盖伤文章之不足恃也。然自获麟以来,著作之业,得如马迁、班固,斯为盛矣。迁则藏之名山,而传之其人,固则女弟卒业,而马融伏阁以受其书,于今犹日月也。

  然读《史》、《汉》之书,而察徐广、裴駰、服虔、应劭诸家之诂释,其间不得迁、固之意者,十常三四焉。以专门之攻习,犹未达古人之精微,况泛览所及,爱憎由己耶?夫不传者,有部目空存之慨;其传者,又有推求失旨之病,与爱憎不齐之数。若可恃,著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此身后之知所以难言也。

  人之所以异于木石者,情也。情之所以可贵者,相悦以解也。贤者不得达而相与行其志,亦将穷而有与乐其道;不得生而隆遇合于当时,亦将殁而俟知己于后世。然而有其理者,不必有其事;接以迹者,不必接以心。若可恃,若不可恃;若可知,若不可知。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嗟乎!此伯牙之所以绝弦不鼓,而卞生之所以抱玉而悲号者也。夫鷃鹊啁啾,和者多也。  茅苇黄白,靡者众也。凤高翔于千仞,桐孤生于百寻,知其寡和无偶,而不能屈折以从众者,亦势也。是以君子发愤忘食,暗然自修,不知老之将至,所以求适吾事而已;安能以有涯之生,而逐无涯之毁誉哉?

  释通《易》曰:“惟君子为能通天下之志。”说者谓君子以文明为德,同人之时,能达天下之志也。《书》曰:“乃命重、黎,绝地天通。”说者谓人神不扰,各得其序也。夫先王惧人有匿志,于是乎以文明出治,通明伦类,而广同人之量焉;先王惧世有梦治,于是乎以人官分职,绝不为通,而严畔援之防焉。自六卿分典,五史治书,内史、外史、太史、小史、御史。学专其师,官守其法,是绝地天通之义也。数会于九,书要于六,杂物撰德,同文共轨,是达天下志之义也。

  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丧而大义乖。汉氏之初,《春秋》分为五,《诗》分为四;然而治《公羊》者,不议《左》、《谷》;业韩《诗》者,不杂齐、鲁,专门之业,斯其盛也。自后师法渐衰,学者聪明旁溢,异论纷起。于是深识远览之士,惧《尔雅》训诂之篇,不足以尽绝代离辞,同实殊号,而缀学之徒,无由汇其指归也;于是总《五经》之要,辨六艺之文,石渠《杂议》之属,班固《艺文志》《五经杂议》十八篇。始离经而别自为书,则通之为义所由仿也。刘向总校《五经》,编录三礼,其于戴氏诸记,标分品目,以类相从,而义非专一;若《檀弓》、《礼运》诸篇,俱题通论,则通之定名所由著也。《隋志》有《五经通义》八卷,注,梁有九卷,不著撰人。《唐志》有刘向《五经通义》九卷,然唐以前,记传无考。

  班固承建初之诏,作《白虎通义》;《儒林传》称《通义》,固本传称《通德论》,后人去义字,称《白虎通》,非是。应劭愍时流之失,作《风俗通义》。

  盖章句训诂,末流浸失,而经解论议家言,起而救之。二子为书,是后世标通之权舆也。自是依经起义,则有集解、杜预《左传》、范宁《谷梁》、何晏《论语》。集注、荀爽《九家易》、崔灵恩《毛诗》、孔伦裴松之《丧服经传》。异同、许慎(五经异义》、贺玚《五经异同评》。然否何休《公羊墨守》、郑玄《驳议》、谯周《五经然否论》。诸名;离经为书,则有六艺、郑玄论。圣证、王肃论。匡谬、唐颜师古《匡谬正俗》。兼明宋邱光庭《兼明书》。诸目。其书虽不标通,而体实存通之义,经部流别,不可不辨也。若夫尧、舜之典,统名《夏书》;《左传》称《虞书》为《夏书》。

  马融、郑玄、王肃三家,首篇皆题《虞夏书》。伏生《大传》,首篇亦题《虞夏传》。《国语》、《国策》,不从周记;《太史》百三十篇,自名一子;本名《太史公书》,不名《史记》也。班固《五行》、《地理》,上溯夏、周。《地理》始《禹贡》,《五行》合《春秋》,补司马迁之阙略,不必以汉为断也。

  古人一家之言,文成法立,离合铨配,推理是视,固未尝别为标题,分其部次也。梁武帝以迁、固而下,断代为书,于是上起三皇,下讫梁代,撰为《通史》一编,欲以包罗众史。史籍标通,此滥觞也。嗣是而后,源流渐别。总古今之学术,而纪传一规乎史迁,郑樵《通志》作焉;《通志》精要,在乎义例。盖一家之言,诸子之学识,而寓于诸史之规矩,原不以考据见长也。后人议其疏陋,非也。统前史之书志,而撰述取法乎官《礼》,杜佑《通典》作焉;《通典》本刘秩《政典》。合纪传之互文,纪传之文,互为详略。而编次总括乎荀、袁,荀悦《汉纪》三十卷,袁宏《后汉纪》三十卷,皆易纪传为编年。司马光《资治通鉴》作焉;汇公私之述作,而铨录略仿乎孔、萧,孔◆《文苑》百卷、昭明太子萧统《文选》三十卷。裴◆《太和通选》作焉。此四子者,或存正史之规,《通志》是也。自《隋志》以后,皆以纪传一类为正史。或正编年之的,《通鉴》。或以典故为纪纲,《通典》。

  或以词章存文献,《通选》。史部之通,于斯为极盛也。大部总达,意存掌故者,当隶史部,与论文家言不一例。至于高氏《小史》、唐元和中,高峻及子迥。姚氏《统史》唐姚康复。之属,则撙节繁文,自就隐括者也。罗氏《路史》、宋罗泌。邓氏《函史》明邓元锡,之属,则自具别裁,成其家言者也。谯周《古史考》、苏辙《古史》、马◆《绎史》之属,皆采摭经传之书,与通史异。范氏《五代通录》,宋范质以编年体,纪梁、唐、晋、汉、周事实。熊氏《九朝通略》,宋熊克合吕夷简《三朝国史》、王伟《两朝国史》、李焘洪迈等《四朝国史》,以编年体为九朝书。标通而限以朝代者也;易姓为代,传统为朝,李氏《南、北史》,李延寿。薛欧《五代史》,薛居正、欧阳修俱有《五代史》。断代而仍行通法者也。已上二类,虽通数代,终有限断,非如梁武帝之《通史》,统合古今。其余纪传故事之流,补缉纂录之策,纷然杂起。虽不能一律以绳,要皆仿萧梁《通史》之义,而取便耳日,史部流别,不可不知也。夫师法失传,而人情怯于复古,末流浸失,而学者囿于见闻。训诂流而为经解,一变而入于子部儒家,应劭《风俗通义》、蔡邕《独断》之类。再变而入于俗儒语录,程、朱语录,记者有未别择处,及至再传而后浸失,故曰俗儒。三变而入于庸师讲章。蒙存浅达之类,支离蔓衍,甚于语录。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经解之通,而失其本旨者也。载笔汇而有通史,一变而流为史钞,小史统史之类,但节正史,并无别裁,当入史钞。向来著录,入于通史,非是。史部有史钞,始于《宋史》。再变而流为策士之括类,《文献通考》之类,虽仿《通典》,而分析次比,实为类书之学。书无别识通裁,便于对策敷陈之用。三变而流为兔园之摘比。《纲鉴合纂》及《时务策括》之类。不知者习而安焉,知者鄙而斥焉,而不知出于史部之通,而亡其大原者也。且《七略》流而为四部,类例显明,无复深求古人家法矣。然以语录讲章之混合,则经不为经,子不成子也;策括类摘之淆杂,则史不成史,集不为集也。四部不能收,九流无所别,纷坛杂出,妄欲附于通裁,不可不严其辨也。夫古人著书,即彼陈编,就我创制,所以成专门之业也。后人并省凡目,取便检阅,所以入记诵之陋也。夫经师但殊章句,即自名家;费直之《易》,申培之《诗》,《儒林传》言其别无著述训诂,而《艺文志》有《费氏说》、《申公鲁诗》,盖即口授章句也。史书因袭相沿,无妨并见;如史迁本《春秋》、《国策》诸书,《汉书》本史迁所记及刘歆所著者,当时两书并存,不以因袭为嫌。专门之业,别具心裁,不嫌貌似也。剿袭讲义,沿习久而本旨已非,明人修《大全》,改先儒成说以就己意。摘比典故,原书出而舛讹莫掩。记诵之陋,漫无家法,易为剽窃也。然而专门之精,与剽窃之陋,其相判也,盖在几希之间,则别择之不可不慎者也。

  通史之修,其便有六:一曰免重复,二曰均类例,三曰便铨配,四曰平是非,五曰去牴牾,六曰详邻事。其长有二: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其弊有三:一曰无短长,二曰仍原题,三曰忘标目。何谓免重复?夫鼎革之际,人物事实,同出并见。胜国无征,新王兴瑞,即一事也;前朝草窃,新主前驱,即一人也。
董卓、吕布,范、陈各为立传,禅位册诏,梁、程并载全文,所谓复也。《通志》总合为书,事可互见,文无重出,不亦善乎?何谓均类例?夫马立《天官》,班创《地理》;《齐志。天文》,不载推步;《唐书。艺文》,不叙渊源。依古以来,参差如是。郑樵著《略》,虽变史志章程,自成家法;但六书七音,原非沿革,昆虫草木,何尝必欲易代相仍乎?惟通前后而勒成一家,则例由义起,自就隐括。《隋书。五代史志》,梁、陈、北齐、周、隋。终胜沈、萧、魏氏之书矣。沈约《宋志》、萧子显《南齐志》、魏收《魏志》,皆参差不齐也。何谓便铨配?包罗诸史,制度相仍;推人物挺生,各随时世。自后妃宗室,标题著其朝代;至于臣下,则约略先后,以次相比。《南、北史》以宗室分冠诸臣之上,以为识别。欧阳《五代史》,始标别朝代。然子孙附于祖父,世家会聚宗支。《南、北史》王谢诸传,不尽以朝代为断。一门血脉相承,时世盛衰,亦可因而见矣。即楚之屈原,将汉之贾生同传;周之太史,偕韩之公子同科;古人正有深意,相附而彰,义有独断,末学肤受,岂得从而妄议耶?

  何谓平是非?夫曲直之中,定于易代。然晋史终须帝魏,而周臣不立韩通;虽作者挺生,而国嫌宜慎,则亦无可如何者也。惟事隔数代,而衡鉴至公,庶几笔削平允,而折衷定矣。何谓去牴牾?断代为书,各有裁制,详略去取,亦不相妨。惟首尾交错,互有出入,则牴牾之端,从此见矣。居摄之事,班殊于范;二刘始末,刘表、刘焉。范异于陈。统合为编,庶几免此。
何谓详邻事?僭国载纪,四裔外国,势不能与一代同其终始;而正朔纪传,断代为编,则是中朝典故居全,而藩国载纪乃参半也。惟南北统史,则后梁、东魏悉其端,而五代汇编,斯吴、越、荆、潭终其纪也。凡此六者,所谓便也。  何谓具剪裁?通合诸史,岂第括其凡例,亦当补其缺略,截其浮辞,平突填砌,乃就一家绳尺。若李氏《南、北》二史,文省前人,事详往牒,故称良史。

  盖生乎后代,耳目闻见,自当有补前人,所谓凭藉之资,易为力也。  何谓立家法?陈编具在,何贵重事编摩?专门之业,自具体要。若郑氏《通志》,卓识名理,独见别裁,古人不能任其先声,后代不能出其规范。虽事实无殊旧录,而辨名正物,诸子之意,寓于史裁,终为不朽之业矣。凡此二者,所谓长也。

  何谓无短长?纂辑之书,略以次比,本无增损,但易标题,则刘知几所谓“学者宁习本书,怠窥新录”者矣。何谓仍原题?诸史异同,各为品目,作者不为更定,自就新裁。《南史》有《孝义》而无《列女》,详《列女》篇。《通志》称《史记》以作时代,《通志》汉、魏诸人,皆标汉、魏,称时代,非称史书也。

  而《史记》所载之人,亦标《史记》,而不标时代,则误仍原文也。一隅三反,则去取失当者多矣。何谓忘题目?帝王、后妃、宗室、世家,标题朝代,其别易见。臣下列传,自有与时事相值者,见于文词,虽无标别,但玩叙次,自见朝代。至于《独行》、《方伎》、《文苑》、《列女》诸篇,其人不尽涉于世事,一例编次。若《南史》吴逵、韩灵敏诸人,几何不至于读其书不知其世耶?凡此三者,所谓弊也。

  《说文》训通为达,自此之彼之谓也。通者,所以通天下之不通也。读《易》如无《书》,读《书》如无《诗》。《尔雅》治训诂,小学明六书,通之谓也。

  古人离合撰著,不言而喻。汉人以通为标目,梁世以通入史裁,则其体例,盖有截然不可混合者矣。杜佑以刘秩《政典》为未尽,而上达于三五,《典》之所以名通也。奈何魏了翁取赵宋一代之掌故,亦标其名谓之《国朝通典》乎?既曰国朝,画代为断,何通之有?是亦循名而不思其义者也。六卿联事,职官之书,亦有通之义也。奈何潘迪取有元御史之职守,亦名其书谓之《宪台通纪》耶?又地理之学,自有专门,州郡志书,当隶外史。

  详《外篇。毫州志议》。前明改元代行省为十三布政使司,所隶府州县卫,各有本志。使司幅员既广,所在府县,惧其各自为书,未能一辙也,于是哀合所部,别为通志。通者,所以通府州县卫之各不相通也。奈何修通志者,取府、州、县、山、川、人、物,分类为编,以府领县,以县领事实人文,摘比分标,不相联合?如是为书,则读者但阅府县本志可矣,又何所取于通哉?夫通史人文,上下千年,然而义例所通,则隔代不嫌合撰。使司所领,不过数十州县,而斤斤分界,惟恐越畔为虞,良由识乏通材,遂使书同胥史矣。  横通通人之名,不可以概拟也,有专门之精,有兼览之博。各有其不可易,易则不能为良;备有其不相谋,谋则不能为益。然通之为名,盖取譬于道路,四冲八达,无不可至,谓之通也。亦取其心之所识,虽有高下、偏全、大小、广狭之不同,而皆可以达于大道,故曰通也。然亦有不可四冲八达,不可达于大道,而亦不得不谓之通,是谓横通。横通之与通人,同而异,近而远,合而离。

  老贾善于贩书,旧家富于藏书,好事勇于刻书,皆博雅名流所与把臂入林者也。礼失求野,其闻见亦颇有可以补博雅名流所不及者,固君子之所必访也。然其人不过琴工碑匠,艺业之得接于文雅者耳。所接名流既多,习闻清言名论,而胸无智珠,则道听涂说,根底之浅陋,亦不难窥。周学士长发,以此辈人谓之横通,其言奇而确也。故君子取其所长,而略其所短,譬琴工碑匠之足以资用而已矣。无如学者陋于闻见,接横通之议论,已知疾雷之破山,遂使鱼目混珠,清流无别。而其人亦遂嚣然自命,不自知其通之出于横也。江湖挥麈,别开琴工碑匠家风,君子所宜慎流别也。  徐生善礼容,制氏识铿锵。汉廷讨论礼乐,虽宿儒耆学,有不如徐生、制氏者矣。议礼乐者,岂可不与相接?然石渠天禄之议论,非徐生、制氏所得参也。  此亦礼乐之横通者也。

  横通之人可少乎?不可少也。用其所通之横,以佐君子之纵也。君子亦不没其所资之横也。则如徐生之礼容,制氏之铿锵,为补于礼乐,岂少也哉?  无如彼不自知其横也,君子亦不察识其横也。是礼有玉帛,而织妇琢工,可参高堂之座;乐有钟鼓,而熔金制革,可议河间之记也。故君子不可以不知流别,而横通不可以强附清流,斯无恶矣。

  评妇女之诗文,则多假借,作横通之序跋,则多称许。一则怜其色,一则资其用也。设如试院之糊名易书,俾略知臭味之人,详晰辨之,有不可欺者矣。虽然,妇女之诗文,不过风云月露,其陋易见;横通之序跋,则称许学术。一言为智为不智,君子于斯,宜有慎焉。

  横通之人,无不好名。好名者,陋于知意者也。其所依附,必非第一流也。有如师旷之聪,辨别通于鬼神,斯恶之矣。故君子之交于横通也,不尽其欢,不竭其忠;为有试之誉,留不尽之辞,则亦足以相处矣。

  繁称尝读《左氏春秋》,而苦其书人名字,不为成法也。夫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谥,周道也。此则称于礼文之言,非史文述事之例也。左氏则随意杂举,而无义例;且名字谥行以外,更及官爵封邑,一篇之中,错出互见。苟非注释相传,有受授至今,不复识为何如人。是以后世史文,莫不钻仰左氏,而独于此事,不复相师也。

  史迁创列传之体,列之为言,排列诸人为首尾,所以标异编年之传也。  然而列人名目,亦有不齐者,或爵,淮阴侯之类。或官,李将军之类。或直书名;虽非左氏之错出,究为义例不纯也。或曰:迁有微意焉。夫据事直书,善恶自见,《春秋》之意也。必标目以示褒贬,何怪沈约、魏收诸书,直以标题为戏哉!况七十列传,称官爵者,偶一见之,余并直书姓名,而又非例之所当贬;则史迁创始之初,不能无失云尔。必从而为之辞,则害于道矣。

  唐末五代之风诡矣,称人不名不姓,多为谐隐寓言,观者乍览其文,不知何许人也。如李曰陇西,王标琅琊,虽颇乖忤,犹曰著郡望也。庄姓则称漆园,牛姓乃你太牢,则诙嘲谐剧,不复成文理矣。凡斯等类,始于骈丽华词,渐于尺牍小说,而无识文人,乃用之以记事;宜乎试牍之文,流于茁轧,而文章一道入混沌矣。

  自欧、曾诸君,扩清唐末五季之诡僻,而宋、元三数百年,文辞虽有高下,气体皆尚清真,斯足尚矣。而宋人又自开其纤诡之门者,则尽人而有号,一号不止,而且三数未已也。夫上古淳质,人止有名而已。周道尚文,幼名冠字。故卑行之于尊者,多避名而称字。故曰字以表德。不足而加之以号,则何说也?流及近世。风俗日靡,始则去名而称字,渐则去字而称号;于是卑行之于所尊,不但讳名,且讳其字,以为触犯,岂不谄且渎乎?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称号讳字,其不正不顺之尤者乎!

  号之原起,不始于宋也。春秋、战国,盖已兆其端矣。陶朱、鸱夷子皮,有所托而逃焉者也。鶡冠、鬼谷诸子,自隐姓名,人则因其所服所居而加之号也。

  皆非无故而云然也。唐开元间,宗尚道教,则有真人赐号,南华、冲虚之类。法师赐号,叶靖法师之类。女冠赐号,太真王妃之类。僧伽赐号。

  三藏法师之类。三藏在太宗时,不始开元,今以类举及之。此则二氏之徒所标榜,后乃逮于隐逸,陈抟、林逋之类。寻播及于士流矣。然出朝廷所赐,虽非典要,犹非本人自号也。度当日所以荣宠之意,已死者同于谥法,未死者同于头衔,盖以空言相赏而已矣。

  自号之繁,仿于郡望,而沿失于末流之已甚者也。盖自六朝门第争标郡望,凡称名者,不用其人所居之本贯,而惟以族姓著望,冠于题名,此刘子玄之所以反见笑于史官也。沿之既久,则以郡望为当时之文语而已矣。既以文语相与鲜新,则争奇吊诡,名随其意,自为标榜。故别号之始,多从山泉林薮以得名,此足征为郡望之变,而因托于所居之地者然也。渐乃易为堂轩亭苑,则因居地之变,而反托于所居之室者然也。初则因其地,而后乃不必有其地者,造私臆之山川矣。

  初或有其室,而后乃不必有此室者,构空中之楼阁矣。识者但知人心之尚诡,而不知始于郡望之滥觞,是以君子恶夫作俑也。

  峰泉溪桥,楼亭轩馆,亦既繁复而可厌矣,乃又有出于谐声隐语,此则宋、元人之所未及开,而其风实炽于前明至近日也。或取字之同音者为号,或取字形离合者为号。夫盗贼自为号者,将以惑众也;赤眉、黄巾,其类甚多。娼优自为号者,将以媚客也。燕莺娟素之类甚多,而士大夫乃反不安其名字,而纷纷称号焉,其亦不思而已矣。

  逸囚多改名,惧人知也;出婢必更名,易新主也。故屡逸之囚,转卖之婢,其名必多,所谓无如何也。文人既已架字而立号,苟有寓意,不得不然,一已足矣。顾一号不足,而至于三且五焉。噫!可谓不惮烦矣。

  古人著书,往往不标篇名。后人校雠,即以篇首字句名篇。不标书名,后世校雠,即以其人名书。此见古人无意为标榜也。其有篇名书名者,皆明白易晓,未尝有意为吊诡也。然而一书两名,先后文质,未能一定,则皆校雠诸家,易名著录,相沿不察,遂开歧异;初非著书之人,自尚新奇,为吊诡也。

  有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有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有书本全而为人偏举者,有书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学者不可不知也。本名质而著录从文者,《老子》本元经名,而书尊《道德》;《庄子》本以人名,而书著《南华》之类是也。汉称《庄子》。唐则敕尊《南华真经》,在开元时《隋志》已有《南华》之目。本名文而著录从质者,刘安之书,本名《鸿烈解》,而《汉志》但著《淮南内外》;蒯通之书,本名《隽永》,而《汉志》但著《刚通》本名之类是也。《隽永》八十一首,见本传,与志不符。书名本全而为人偏举者,《吕氏春秋》有十二纪、八览、六论,而后人或称《吕览》,《屈原》二十五篇,《离骚》特其首篇,而后世竟称《骚赋》之类是也。刘向名之《楚辞》,后世遂为专部。书名本偏而为人全称者,《史记》为书策纪载总名,而后人专名《太史公书》;孙武八十余篇,有图有书,而后人即十三篇称为《孙子》之类是也。此皆校雠著录之家所当留意。已详《校雠通义》。虽亦质文升降,时会有然,而著录之家,不为别白,则其流弊,无异别号称名之吊诡矣。

  子史之书,名实同异,诚有流传而不能免者矣。集部之兴,皆出后人缀集,故因人立名,以示志别,东京讫于初唐,无他歧也。中叶文人,自定文集,往往标识集名,《会昌一品》、元白《长庆》之类,抑亦支矣。然称举年代,犹之可也。或以地名,杜牧《樊川集》,独孤及《毗陵集》之类。或以官名,韩偓《翰林集》。犹有所取。至于诙谐嘲弄,信意标名,如《锦囊》、李松。《忘筌》、杨怀玉。《披沙》、李咸用。《屠龙》熊皦。《聱书》、沈颜。《漫编》,元结。

  纷纷标目,而大雅之风,不可复作矣。

  子史之书,因其实而立之名,盖有不得已焉耳。集则传文之散著者也。

  篇什散著,则皆因事而发,各有标题,初无不辨宗旨之患也。故集诗集文,因其散而类为一人之言,则即人以名集,足以识矣。上焉者,文虽散而宗旨出于一,是固子史专家之遗范也;次焉者,文墨之佳,而萃为一,则亦雕龙技曲之一得也。其文与诗,既以各具标名,则固无庸取其会集之诗文而别名之也。人心好异,而竞为际题,固已侈矣。至于一名不足,而分辑前后,离析篇章,或取历官资格,或取游历程途,富贵则奢张荣显,卑徽则酝酿寒酸,巧立名目,横分字号;遂使一人诗文,集名无数,标题之录,靡于文辞,篇卷不可得而齐,著录不可从而约;而问其宗旨,核其文华,黄茅白苇,毫发无殊。是宜概付丙丁,岂可猥尘甲乙者乎?欧、苏诸集,已欠简要,犹取文足重也。近代文集,逐狂更甚,刚无理取闹矣。

  匡谬书之有序,所以明作书之旨也,非以为观美也;序其篇者,所以明一篇之旨也。至于篇第相承,先后次序,古人盖有取于义例者焉,亦有无所取于义例者焉,约其书之旨而为之,无所容勉强也。《周易。序卦》二篇,次序六十四卦相承之义,《乾》、《坤》、《屯》、《蒙》而下,承受各有说焉。

  《易》义虽不尽此,此亦《易》义所自具,而非强以相加也。吾观后人之序书,则不得其解焉。书之本旨,初无篇第相仍之义例,观于古人而有慕,则亦为之篇序焉。猥填泛语,强结韵言,以为故作某篇第一,故述某篇第二,自谓淮南、太史、班固、扬雄,何其惑耶?夫作之述之,诚闻命矣。故一故二,其说又安在哉?且如《序卦》,《屯》次《乾》、《坤》,必有其义。  盈天地间惟万物,《屯》次《乾》、《坤》之义也。故受之以《屯》者,盖言不可受以《需》、《讼》诸卦,而必受以《屯》之故也。《蒙》、《需》以下,亦若是焉而已矣。此《序卦》之所以称次第也。后人序篇,不过言斯篇之不可不作耳。必于甲前乙后,强以联缀为文,岂有不可互易之理,如《屯》、《蒙》之相次乎?是则慕《易》序者,不如序《诗》、《书》之为得也。《诗》、《书》篇次,岂尽无义例哉?然必某篇若何而承某篇则无是也。六艺垂教,其揆一也,何必优于《易》序,而歉于《诗》、《书》之序乎?赵岐《孟子篇序》,尤为穿凿无取。

  夫书为象数而作者,其篇章可以象数求也。其书初不关乎象数者,必求象数以实之,则凿矣。《易》有两仪四象,八八相生,其卦六十有四,皆出天理之自然也。《太玄》九九为八十一,《潜虚》五五为二十五,拟《易》之书,其数先定,而后搞文,故其篇章,同于兵法之部伍,可约而计也。司马迁著百三十篇,自谓绍名世而继《春秋》,信哉,三代以后之绝作矣。然其自拟,则亦有过焉者也。本纪十二,隐法《春秋》之十二公也。《秦纪》分割庄襄以前,别为一卷,而末终汉武之世,为作《今上本纪》,明欲分占篇幅,欲副十二之数也。夫子《春秋》,文成法立,纪元十二,时世适然,初非十三已盈,十一则歉也。汉儒求古,多拘于迹,识如史迁,犹未能免,此类是也。然亦本纪而已,他篇未必皆有意耳。而治迁书者之纷纷好附会也,则白十二本纪,法十二月也,八书法八风,十表法十干,三十世家法一月三十日,七十列传法七十二候,百三十篇法一岁加闰,此则支离而难喻者矣。

  就如其说,则表法十干,纪当法十二支,岂帝纪反用地数,而王侯用天数乎?

  岁未及三,何以象闰?七十二候,何以缺二?循名责实,触处皆矛盾矣。然而子史诸家,多沿其说,或取阴阳奇偶,或取五行生成,少则并于三五,多或配至百十,宁使续凫断鹤,要必象数相符。孟氏七篇,必依七政;屈原《九歌》,难合九章。近如邓氏《函史》之老阳少阳,《景岳全书》之八方八阵,则亦几何其不为儿戏耶?

  古人著书命篇,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六艺之文,今具可识矣。盖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要皆取辨甲乙,非有深意也。一定之名,典谟、贡、范之属是也;《帝典》、《皋陶谟》、《禹贡》、《洪范》,皆古经定名。

  他如《多方》、《多士》、《梓材》之类,皆非定名。无定之名,《风》诗《雅》、《颂》之属是也。皆以章首二字为名。诸子传记之书,亦有一定之名与无定之名,随文起例,不可胜举;其取辨甲乙,而无深意,则大略相同也。象数之书,不在其例。夫子没而微言绝,《论语》二十篇,固六艺之奥区矣;然《学而》、《为政》诸篇目,皆取章首字句标名,无他意也。《孟子》七篇,或云万章之徒所记,或云孟子自著,要亦诵法《论语》之书也。

  《梁惠王》与《公孙丑》之篇名,则亦章首字句,取以标名,岂有他哉?说者不求篇内之义理,而过求篇外之标题,则于义为凿也。师弟问答,自是常事,偶居章首而取以名篇,何足异哉?说者以为卫灵公与季氏,乃当世之诸侯大夫,孔子道德为王者师,故取以名篇,与《公冶》、《雍也》诸篇,等于弟子之列尔;《孟子》篇名有《梁惠王》、《滕文公》,皆当世之诸侯,而与《万章》、《公孙丑》篇同列,亦此例也;此则可谓穿凿而无理者矣。

  就如其说,则《论语》篇有《泰伯》,古圣贤也。《尧曰》,古圣帝也。岂亦将推夫子为尧与泰伯之师乎?《微子》,孔子祖也。《微子》名篇,岂将以先祖为弟子乎?且诸侯之中,如齐桓、晋文,岂不贤于卫灵?弟子自是据同时者而言,则鲁哀与齐景亦较卫灵为贤,不应取此也。晏婴、蘧瑗,岂不贤于季氏?同在章中,何不升为篇首,而顾去彼取此乎?孟子之于告子,盖卑之不足道矣。乃与公孙、万章,跻之同列,则无是非之心矣。执此义以说书,无怪后世著书,妄拟古人而不得其意者,滔滔未已也。

  或曰:附会篇名,强为标榜,盖汉儒说经,求其说而不免太过者也。然汉儒所以为此,岂竟全无所见,而率然自伸其臆欤?余曰:此恐周末贱儒,已有开其端矣。著书之盛,莫甚于战国;以著书而取给为于禄之资,盖亦始于战国也。故屈平之草稿,上官欲夺,而《国策》多有为人上书,则文章重,而著书开假借之端矣。《五蠹》、《孤愤》之篇,秦王见之,至恨不与同生,则下以是于,上亦以是取矣。求取者多,则矜榜起,而饰伪之风亦开。余览《汉。艺文志》,儒家者流,则有《魏文侯》与《平原君》书。读者不察,以谓战国诸侯公子,何以入于儒家?不知著书之人,自托儒家,而述诸侯公子请业质疑,因以所问之人名篇居首;其书不传,后人误于标题之名,遂谓文侯、平原所自著也。夫一时逐风会而著书者,岂有道德可为人师,而诸侯卿相,漫无择决,概焉相从而请业哉?必有无其事,而托于贵显之交以欺世者矣。《国策》一书,多记当时策士智谋;然亦时有奇谋诡计,一时未用,而著书之士,爱不能割,假设主臣问难以快其意。

  如苏子之于薛公及楚太子事,其明征也。然则贫贱而托显贵交言,愚陋而附高明为伍,策士夸诈之风,又值言辞相矜之际,天下风靡久矣。而说经者目见当日时事如此,遂谓圣贤道德之隆,必藉诸侯卿相相与师尊,而后有以出一世之上也。呜呼!此则囿于风气之所自也。  假设问答以著书,于古有之乎?曰:有从实而虚者,《庄》、《列》寓言,称述尧、舜、孔、颜之问答,望而知其为寓也;有从虚而实者,《屈赋》所称渔父、詹尹,本无其人,而入以屈子所自言,是彼无而屈子固有也,亦可望而知其为寓也。有从文而假者,楚太子与吴客,乌有先生与子虚也;有从质而假者,《公》、《谷》传经,设为问难,而不著人名是也。后世之士,词掞藻,率多诡托,知读者之不泥迹也。考质疑难,必知真名;不得其人,而以意推之,则称或问,恐其以虚构之言,误后人也。近世著述之书,余不能无惑矣。理之易见者,不言可也;必欲言之,直笔于书,其亦可也。作者必欲设问,则已迂矣;必欲设问,或托甲乙,抑称或问,皆可为也。必著人以实之,则何说也?且所托者,又必取同时相与周旋,而少有声望者也,否则不足以标榜也;至取其所著,而还诘问之,其人初不知也,不亦诬乎?且问答之体,问者必浅,而答者必深;问者有非,而答者必是。今伪托于问答,是常以深且是者自予,而以浅且非者予人也,不亦薄乎?君子之于著述,苟足显其义,而折是非之中,虽果有其人,犹将隐其姓名而存忠厚,况本无是说而强坐于人乎?诬人以取名,与动人以求利,问以异乎?且文有起伏,往往假于义有问答,是则在于文势则然,初不关于义有伏匿也;倘于此而犹须问焉,是必愚而至陋者也。今乃坐人愚陋,而以供已文之起伏焉,则是假推官以叶韵也。昔有居下僚而吟诗谤上官者,上官召之,适与某推官者同见。
上官诘之,其人复吟诗以自解,而结语云问某推官。推官初不知也,惶惧无以自白,退而诘其何为见诬,答曰:非有他也,借君衔以叶韵尔。

  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固非义理有至要,君子不欲著屈者之姓氏也。

  孟子拒杨、墨,必取杨、墨之说而辟之,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故引杨、墨之言,但明杨、墨之家学,而不必专指杨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尽其支裔也。盖以彼我不两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异学之视吾儒,何独不然哉?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也。然而其文华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观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

  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推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

  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

  今王充之斥懦,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质性《洪范》三德,正直协中,刚柔互克,以剂其过与不及;是约天下之心知血气,聪明才力,无出于三者之外矣。孔子之教弟子,不得中行,则思狂狷,是亦三德之取材也。然而乡愿者流,貌似中行而讥狂狷,则非三德所能约也。孔、孟恶之为德之贼,盖与中行狂狷,乱而为四也。乃人心不古,而流风下趋,不特伪中行者乱三为四,抑且伪狂伪狷者流,亦且乱四而为六;不特中行不可希冀,即求狂狷之诚然,何可得耶?孟子之论知言,以为生心发政,害于其事。吾盖于撰述诸家,深求其故矣。其曼衍为书,本无立言之旨,可弗论矣。乃有自命成家,按其宗旨,不尽无谓;而按以三德之实,则失其本性,而无当于古人之要道,所谓似之而非也。学者将求大义于古人,而不于此致辨焉,则始于乱三而六者,究且因三伪而亡三德矣。呜呼!质性之论,岂得已哉?  《易》曰:“言有物而行有恒。”《书》曰:“诗言志。”吾观立言之君子,歌咏之诗人,何其纷纷耶?求其物而不得也,探其志而茫然也,然而皆曰,吾以立言也,吾以赋诗也。无言而有言,无诗而有诗,即其所谓物与志也。然而自此纷纷矣。

  有志之士,矜其心,作其意,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学必本于性天,趣必要于仁义,称必归于《诗》、《书》,功必及于民物。是尧、舜而非桀、纣,尊孔、孟而拒杨、墨。其所言者,圣人复起,不能易也。求其所以为言者,宗旨茫然也。譬如《彤弓》、《湛露》,奏于宾筵,闻者似谓肄业及之也。或曰:宜若无罪焉。然而子莫于焉执中,乡愿于焉无刺也。惠子曰:“走者东走,逐者亦东走,东走虽同,其东走之情则异。”观斯人之所言,其为走之东欤?逐之东欤?是未可知也。然而自此又纷纷矣。  豪杰者也,以谓吾不漫然有言也,吾实有志焉,物不得其平则鸣也。观其称名指类,或如诗人之比兴,或如说客之谐隐,即小而喻大,吊古而伤时,嬉笑甚于裂眦,悲歌可以当泣,诚有不得已于所言者。以谓贤者不得志于时,发愤著书以自表见也。盖其旨趣,不出于《骚》也。吾读骚人之言矣:“纷吾有此内美,又重之以修能。”太史迁曰:“余读《离骚》,悲其志。”又曰:“明道德之广崇,治乱之条贯,其志洁,其行廉,◆然泥而不滓,虽与日月争光可也。”此贾之所以吊屈,而迁之所以传贾也;斯皆三代之英也。

  若夫托于《骚》以自命者,求其所以牢骚之故而茫然也。嗟穷叹老,人富贵而已贫贱也,人高第而已摈落也,投权要而遭按剑也,争势利而被倾轧也,为是不得志,而思托文章于《骚》、《雅》,以谓古人之志也;不知中人而下,所谓“齐心同所愿,含意而未伸”者也。夫科举擢百十高第,必有数千贾谊,痛哭以吊湘江,江不闻矣;吏部叙千百有位,必有盈方屈原,搔首以赋《天问》,天厌之矣。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吾谓年骚者,有屈贾之志则可,无屈贾之志则鄙也。然而自命为骚者,且纷纷矣。

  有旷观者,从而解曰:是何足以介也!吾有所言,吾以适吾意也。人以吾为然,吾不喜也;人不以吾为然,吾不愠也。古今之是非,不欲其太明也;人我之意见,不欲其过执也。必欲信今,又何为也?有言不如无言之为愈也。

  是其宗旨盖欲托于庄周之齐物也。吾闻庄周之言曰:“内圣外王之学,暗而不明”也,“百家往而不反,道术将裂”也,“寓言十九,卮言日出。”然而稠适上遂,充实而不可以已,则非无所持,而漫为达观,以略世事也。今附庄而称达者,其旨果以言为无用欤?虽其无用之说,可不存也。而其无用之说,将以垂教欤?则贩夫皂隶,亦未闻其必蕲有用也。豕腹饕饕,羊角戢戢,何尝欲明古今之是非,而执人我之意见也哉?怯之所以胜勇者,力有余而不用也;讷之所以胜辨者,智有余而不竟也。蛟龙战于渊,而蚂蚁不知其胜负;虎豹角于山,而螾狸不知其强弱。乃不能也,非不欲也。以不能而托于不欲,则夫妇之愚,可齐上智也。然而遁其中者,又纷纷矣。

  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阳变阴合,循环而不穷者,天地之气化也,人秉中和之气以生,则为聪明睿智。毗阴毗阳,是宜刚克柔克,所以贵学问也。骄阳诊阴,中于气质,学者不能自克,而以似是之非为学问,则不如其不学也。孔子曰:“不得中行而与之,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庄周、屈原,其著述之狂狷乎?屈原不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不屑不洁之狷也;庄周独与天地精神相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进取之狂也。

  昔人谓庄、屈之书,哀乐过人;盖言性不可见,而情之奇至如庄、屈,狂狷之所以不朽也。乡愿者流,托中行而言性天,剽伪易见,不足道也。于学见其人,而以情著于文,庶几狂狷可与乎!然而命骚者鄙,命庄者妄。狂狷不可见,而鄙且妄者,纷纷自命也。夫情本于性也,才率于气也。累于阴阳之间者,不能无盈虚消息之机。才情不离乎血气,无学以持之,不能不受阴阳之移也。陶舞愠戚,一身之内,环转无端,而不自知。苟尽其理,虽夫子愤乐相寻,不过是也。其下焉者,各有所至,亦各有所通。大约乐至沉酣,而惜光景,必转生悲;而忧患既深,知其无可如何,则反为旷达。屈原忧极,故有轻举远游、餐霞饮瀣之赋;庄周乐至,故有后人不见天地之纯、古人大体之悲;此亦倚伏之至理也。若夫毗于阴者,妄自期许,感慨横生,贼夫骚者也;毗于阳者,猖狂无主,动称自然,贼夫庄者也。然而亦且循环未有已矣。  族子廷枫曰:“论史才史学而不论义德,论文情文心而不论文性,前人自有缺义。此与《史德》篇,俱足发前人之覆。”黠陋取蒲于董泽,承考于《长杨》,矜谒者之通,著卜肆之应,人谓其黠也;非黠也,陋也。名者实之宾,徇名而忘实,并其所求之名而失之矣,质去而文不能独存也。太上忘名,知有当务而已,不必人之谓我何也。其次顾名而思义。天下未有苟以为我树名之地者,因名之所在,而思其所以然,则知当务而可自勉矣。

  其次畏名而不妄为。尽其所知所能,而不强所不知不能。黠者视之,有似乎拙也;非拙也,交相为功也。最下徇名而忘实。

  取蒲于董泽,何谓也?言文章者宗《左》、《史》。《左》、《史》之于文,犹六经之删述也。《左》因百国宝书,《史》因《尚书》、《国语》及《世本》、《国策》、《楚汉春秋》诸记载;己所为者十之一,删述所存十之九也,君子不以为非也。彼著书之旨,本以删述为能事,所以继《春秋》而成一家之言者,于是兢兢焉,事辞其次焉者也。古人不以文辞相矜私,史文又不可以凭虚而别构;且其所本者,并悬于天壤,观其入于删述之文辞,犹然各有其至焉。斯亦陶熔同于造化矣。吾观近日乏文集,而不能无惑也。

  传记之文,古人自成一家之书,不以入集,后人散著以入集,文章之变也。

  既为集中之传记,即非删述专家之书矣;笔所闻见,以备后人之删述,庶几得当焉。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窥见当世之学问文章,而不能无动矣,度己之才力,不足以致之;于是有见史家之因袭,而点次其文为传记,将以渊海其集焉,而不知其不然也。宣城梅氏之历算,家有其书矣;哀录历议,书盈二卷,以为传而入文集,何为乎?退而省其私,未闻其于律算有所解识也。

  丹溪朱氏之医理,人传其学矣;节钞医案,文累万言,以为传而入文集,何为乎?进而求其说,未闻其于方术有所辨别也。班固因《洪范》之传而述《五行》,因《七略》之书而叙《艺文》。班氏未尝深于灾祥,精于校◆也;而君子以谓班氏之删述,其功有补于马迁;又美班氏之删述,善于因人而不自用也。盖以《汉书》为庙堂,诸家学术,比于大镛◆鼓之陈也。今为梅、朱作传者,似羡宗庙百官之美富,而窃取庭燎反坫,以为蓬户之饰也。虽然,亦可谓拙矣。经师授受,子术专家,古人毕生之业也;苟可猎取菁华,以为吾文之富有,则四库典籍,犹董泽之蒲也,又何沾沾于是乎?

  承考于《长杨》,何谓也?善则称亲,过则归己,此孝子之行,亦文章之体也。《诗》、《书》之所称述,远矣。三代而后,史迁、班固俱世为史,而谈、彪之业,亦略见于迁、固之叙矣。后人乃谓固盗父书,而迁称亲善。

  由今观之,何必然哉?谈之绪论,仅见六家宗旨,至于留滞周南,父子执手欷◆,以史相授,仅著空文,无有实迹。至若彪著《后传》,原委具存,而三纪论赞,明著彪说,见家学之有所接受;何得如人之所言,致启郑樵诬班氏以盗袭之嫌哉?第史迁之叙谈,既非有意为略;而班固之述彪,亦非好为其详;孝子甚爱其亲,取其亲之行业而笔之于书,必肖其亲之平日,而身之所际不与也。

  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焉。其亲无所称述欤?阙之可也;其亲仅有小善欤?如其量而录之,不可略而为漏,溢而为诬可也。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侈陈已之功绩,累牍不能自休,而曲终奏雅,则曰吾先人之教也;甚至敷张己之荣遇,津津有味其言,而赋卒为乱,则曰吾先德之报也。夫自叙之文,过于扬厉,刘知几犹讥其言志不让,率尔见哂矣。况称述其亲,乃为自诩地乎?夫张汤有后,史臣为荐贤者劝也;出之安世之口,则悖矣。伯起世德,史臣为清忠者幸也,出之秉、赐之书,则舛矣。昔人谓《长杨》、《上林》诸赋,侈陈游观,而末寓箴规,以谓讽一而劝百。斯人之文,其殆自诩百,而称亲者一欤?

  矜谒者之通,何谓也?国史叙《诗》,申明六义。盖诗无达言,作者之旨,非有序说,则其所赋,不辨何谓也?今之《诗序》,以谓传授失其义,则可也;谓无待于序,不可也。《书》之有序,或者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当有篇目欤!今之《书序》,意亦经师授受之言,仿《诗序》而为者欤!读《书》终篇,则事理自见;故《书》虽无序,而书义未尝有妨也。且《书》故有序矣,训诰之文终篇记言,则必书事首简,以见训诰所由作。是记事之《书》无需序,而记言之《书》本有序也。由是观之,序之有无,本于文之明晦,亦可见矣。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树义之文,或出前人所已言也,或其是非本易见也,其人未尝不知之,而必为之论著者,其中或亦有微意焉,或有所托而讽焉,或有所感而发焉。既不明言其故矣,必当序其著论之时世,与其所见所闻之大略,乃使后人得以参互考质,而见所以著论之旨焉。是亦《书》序训诰之遗也。乃观论著之文,论所不必论者,十常居七矣,其中岂无一二出于有为之言乎?然如风《诗》之无序,何由知其微旨也!且使议论而有序,则无实之言类于经生帖括者,亦可稍汰焉,而人多习而不察也。至于序事之文,古人如其事而出之也。乃观后世文集,应人请而为传志,则多序其请之之人,且详述其请之之语。偶然为之,固无伤也;相习成风,则是序外之序矣。虽然,犹之可也。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序人请乞之辞,故为敷张扬厉以谀己也。一则曰:吾子道德高深,言为世楷,不得吾子为文,死者目不瞑焉;再则曰:吾子文章学问,当代宗师,苟得吾子一言,后世所征信焉。己则多方辞让,人又搏颡固求。凡斯等类,皆入文辞,于事毫无补益,而借人炫己,何其厚颜之甚邪?且文章不足当此,是诬死也;请者本无是言,是诬生也。若谓事之缘起,不可不详,则来请者当由门者通谒,刺揭先投,入座寒温,包苴后馈,亦缘起也,易亦详而志之乎?而谓一时请文称誉之辞,有异于是乎?  著卜肆之应,何谓也?著作降而为文集,有天运焉,有人事焉。道德不修,学问无以自立,根本蹶而枝叶萎,此人事之不得不降也。世事殊而文质变,人世酬酢,礼法制度,古无今有者,皆见于文章。故惟深山不出则已矣,苟涉乎人世,则应求取给,文章之用多而文体分,分则不能不出于文集。其有道德高深,学问精粹者,即以文集为著作,所谓因事立言也;然已不能不杂酬酢之事,与给求之用也,若不得为子史专家,语无泛涉也。其误以酬酢给求之文为自立而纷纷称集者,盖又不知其几矣。此则运会有然,不尽关于人事也。

  吾观近日之文集,而不能无惑也。史学衰,而传记多杂出,若东京以降,《先贤》、《耆旧》诸传,《拾遗》、《搜神》诸记,皆是也;史学废,而文集入传记,若唐、宋以还,韩、柳志铭,欧、曾序述,皆是也。负史才者不得身当史任,以尽其能事,亦当搜罗闻见,核其是非,自著一书,以附传记之专家;至不得已,而因人所请,撰为碑、铭、序、述诸体,即不得不为酬酢应给之辞,以杂其文指,韩、柳、欧、曾之所谓无可如何也。黠于好名而陋于知意者,度其文采不足以动人,学问不足以自立,于是思有所托以附不朽之业也,则见当世之人物事功,群相夸诩,遂谓可得而藉矣。藉之,亦似也;不知传记专门之撰述,其所识解又不起于韩、欧文集也,以谓是非碑志不可也。碑志必出子孙之所求,而入之子孙未尝求之也,则虚为碑志以入集,似乎子孙之求之,自谓庶几韩、欧也。  夫韩、欧应人之求而为之,出于不得已;故欧阳自命在五代之史,而韩氏欲诛奸谀于既死,发潜德之幽光,作唐之一经,尚恨托之空言也。今以人所不得已而出之者,仰窥有余羡,乃至优孟以摩之,则是词科之拟诰,非出于丝纶,七林之答问,不必有是言也,将何以征金石,昭来许乎?夫舍传记之直达,而效碑志之旁通,取其似韩、欧耶?则是矉里也;取其应人之求为文望邪?则是卜肆也。昔者西施病心而矉,里之丑妇,美丽效之;富者闭门不出,贫者挈妻子而去之。贱工卖卜于都市,无有过而问者,则曰:某王孙厚我,某贵卿神我术矣。

  俗嫌文字涉世之难,俗讳多也。退之遭李愬之毁,《平淮西碑》本未略李愬功。欧阳辨师鲁之志,从古解人鲜矣。往学古文于朱先生。先生为《吕举人志》,吕久困不第,每夜读甚苦。邻妇语其夫曰:“吕生读书声高,而音节凄悲,岂其中有不自得邪?”其夫告吕。吕哭失声曰:“夫人知我。假主文者能具夫人之聪,我岂久不第乎?”由是每读则向邻墙三揖。其文深表吕君不遇伤心,而当时以谓佻薄,无男女嫌,则聚而议之。又为某夫人志,其夫教甥读书不率,挞之流血。
太夫人护甥而怒,不食。夫人跪劝进食。太夫人怒,批其颊。夫人怡色有加,卒得姑欢。其文于慈孝友睦,初无所间;而当时以谓妇遭姑挞,耻辱须讳,又笞甥挞妇,俱乖慈爱,则削而去之。余尝为《迁安县修城碑文》,中叙城久颓废,当时工程更有急者,是以大吏勘入缓工;今则为日更久,记坏益甚,不容更缓。此乃据实而书,宜若无嫌。而当时阅者,以谓碑叙城之宜修,不宜更著勘缓工者以形其短。初疑其人过虑,其后质之当世号知文者,则皆为是说,不约而同。又尝为人撰《节妇传》,则叙其生际穷困,亲族无系援者,乃能力作自给,抚孤成立。而其子则云:“彼时亲族不尽穷困,特不我母子怜耳。今若云云,恐彼负惭,且成嫌隙。

  请但述母氏之苦,毋及亲族不援。“此等拘泥甚多,不可更仆数矣。亦间有情形太遇,实难据法书者,不尽出拘泥也。又为朱先生撰《寿幛题辞》云:”自癸巳罢学政归,门下从游,始为极盛。“而同人中,有从游于癸巳前者,或愤作色曰:”必于是后为盛,是我辈不足重乎?“又为梁文定较注《年谱》云:”公念嫂夫人少寡,终身礼敬如母。遇有拂意,必委曲以得其欢。“而或乃曰:”嫂自应敬,今云念其少寡而敬,则是防嫂不终其节,非真敬也。“其他琐琐,为人所摘议者,不可具论,姑撮大略于此,亦可见文章涉世,诚难言矣。

  夫文章之用,内不本于学问,外不关于世教,已失为文之质;而或怀挟偏心,诋毁人物,甚而攻发隐私,诬涅清白;此则名教中之罪人,纵幸免刑诛,天谴所必及也。至于是非所在,文有抑扬;比拟之余,例有宾主;厚者必云不薄。醇者必曰无疵。殆如赋诗必谐平仄,然后音调;措语必用助辞,然后辞达。今为醇厚著说,惟恐疵薄是疑;是文句必去焉哉乎也,而诗句须用全仄全平,虽周、孔复生,不能一语称完善矣。嗟乎!经世之业,不可以为涉世之文。不虞之誉,求全之毁,从古然矣。读古乐府,形容蜀道艰难,太行诘屈,以谓所向狭隘,喻道之穷;不知文字一途,乃亦崎岖如是!是以深识之士,黯默无言。自勒名山之业,将俟知者发之,岂与容悦之流较甘苦哉!

  针名名者,实之宾。实至而名归,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君子顺自然之理,不求必然之事也。君子之学,知有当务而已矣;未知所谓名,安有见其为实哉?  好名者流,徇名而忘实,于是见不忘者之为实尔。识者病之,乃欲使人后名而先实也。虽然,犹未忘夫名实之见者也。君子无是也。君子出处,当由名义,先王所以觉世牖民,不外名教。伊古以来,未有舍名而可为治者也。何为好名乃致忘实哉?曰:义本无名,因欲不知义者由于义,故曰名义;教本无名,因欲不知教者率其教,故曰名教。揭而为名,求实之谓也。  譬犹人不知食,而揭树艺之名以劝农;人不知衣,而揭盆缲之名以劝蚕;暖衣饱食者,不求农蚕之名也。今不问农蚕,而但以饱暖相矜耀,必有辍耕织而忍饥寒,假借糠秕以充饱,隐裹败絮以伪暖,斯乃好名之弊矣。故名教名义之为名,农蚕也;好名者之名,饱暖也,必欲骛饱暖之名,未有不强忍饥寒者也。

  然谓好名者丧名,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昔介之推不言禄,禄亦弗及。实至而名归,名亦未必遽归也。天下之各,定于真知者,而羽翼于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夫真知者,必先自知。天下鲜自知之人,故真能知人者不多也,似有知而实未深知者则多矣。似有知,故可相与为声名;实未深知,故好名者得以售其欺。又况智干术驭,竭尽生平之思力,而谓此中未得一当哉?故好名者往往得一时之名,犹好利者未必无一时之利也。  且好名者,固有所利面为之者也。如贾之利市焉,贾必出其居积,而后能获利;好名者,亦必浇漓其实,而后能徇一时之名也。盖人心不同如其面,故务实者,不能尽人而称善焉。好名之人,则务揣人情之所向,不必出于中之所谓诚然也,且好名者,必趋一时之风尚也。风尚循环,如春兰秋鞠之互相变易,而不相袭也。人生其间,才质所优,不必适与之合也。好名者,则必屈曲以徇之,故于心术多不可问也。唇亡则齿寒,鲁酒薄而邯郸围,此言势存必至,理有固然也。

  学问之道,与人无忮忌,而名之所关,伎忌有所必至也。学问之道,与世无矫揉;而名之所在,矫揉有所必然也。故好名者,德之贼也。

  若夫真知者,自知之确,不求人世之知之矣。其于似有知实未深知者,不屑同道矣。或百世而上,得一人焉,吊其落落无与俦也,未始不待我为后起之援也;或千里而外,得一人焉,怅其遥遥未接迹也,未始不与我为比邻之洽也。以是而问当世之知,则寥寥矣,而君子不以为患焉。浮气息,风尚平,天下之大,岂无真知者哉?至是而好名之伎,亦有所穷矣。故曰:实至而名归,好名者丧名,皆自然之理也,非必然之事也。卒之事亦不越于理矣。

  砭异古人于学求其是,未尝求异于人也。学之至者,人望之而不能至,乃觉其异耳,非其自有所异也。夫子曰:“俭,吾从众。泰也,虽违众,吾从下。”圣人方且求同于人也;有时而异于众,圣人之不得已也。天下有公是,成于众人之不知其然而然也,圣人莫能异也。贤智之士,深求其故,而信其然;庸愚未尝有知,而亦安于然。而负其才者,耻与庸愚同其然也,则故矫其说以谓不然。譬如善割烹者,甘旨得人同嗜,不知味者,未尝不以谓甘也。今耻与不知味者同嗜好,则必啜糟弃醴,去脍炙而寻藜藿,乃可异于庸俗矣。

  语云:“后世苟不公,至今无圣贤。”万世取信者,夫子一人而已矣。夫子之可以取信,又从何人定之哉?公是之不容有违也。夫子论列古之神圣贤人,众矣。伯夷求仁得仁,泰伯以天下让,非夫子阐幽表微,人则无由知尔。尧、舜、禹、汤、文、武、周公,虽无夫子之称述,人岂有不知者哉?以夫子之圣,而称述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不闻去取有异于众也。则天下真无可以求异者矣。是非之心,人皆有之。至于声色臭味,天下之耳目口鼻,皆相似也。心之所同然者,理也,义也。然天下歧趋,皆由争理义,而是非之心,亦从而易焉。岂心之同然,不如耳目口鼻哉?声色臭味有据而理义无形。有据则庸愚皆知率循,无形则贤智不免于自用也。故求异于人,未有不出于自用者也。治自用之弊,莫如以有据之学,实其无形之理义,而后趋不入于歧途也。夫内重则外轻,实至则名忘。凡求异于人者,由于内不足也。

  自知不足,而又不胜其好名之心,斯欲求异以加入,而人亦卒莫为所加也。

  内不足,不得不矜于外;实不至,不得不骛于名,又人情之大抵类然也。以人情之大抵类然,而求异者固亦不免于出此,则求异者何尝异人哉?特异于坦荡之君子尔。夫马,毛鬣相同也,龁草饮水,秣刍饲粟,且加之鞍鞯而施以钳勒,无不相同也,或一日而百里,或一日而千里。从同之中而有独异者,圣贤豪杰,所以异于常人也。不从众之所同,而先求其异,是必诡衔窃辔,碔砆噬龁,不可备驰驱之用者也。砭俗文章家言及于寿屏祭幛,几等市井间架,不可入学士之堂矣。其实时为之也。涉世不得废应酬故事,而祝嘏陈言,哀挽习语,亦无从出其性灵,而犹于此中斤斤焉,计工论拙,何以异于梦中之占梦欤?夫文所以将其意也,意无所以自申,而概与从同,则古人不别为辞,如冠男之祝,醮女之命,但举成文故牍而已矣。文胜之习,必欲为辞,为之而岂无所善?则遂相与矜心作意,相与企慕仿效,滥觞流为江河,不复可堙阏矣。夫文生于质也,始作之者,未通乎变,故其数易尽。沿而袭之者之所以无善步也,既承不可遏之江河,则当相度宣防,资其灌溉,通其舟楫,乃见神明通久之用焉。文章之道,凡为古无而今有者,皆当然也。称寿不见于古,面叙次生平,一用记述之法;以为其人之不朽,则史传竹帛之文也。挽祭本出辞章,而历溯行实,一用诔谥之意,以为其人之终始,则金石刻画之文也。文生于质,视其质之如何而施吾文焉,亦于世教未为无补。又何市井间架之足疑,而学士之不屑道哉?  夫生有寿言,而死有祭挽,近代亡于礼者之礼也。礼从宜,使从俗,苟不悖乎古人之道,君子之所不废也。文章之家,卑视寿挽,不知神明其法,弊固至乎此也。其甚焉者,存祭挽而耻录寿言。近世文人,自定其集,不能割爱而间存者,亦必别为卷轴,一似雅郑之不可同日语也。汪钝翁以古文自命,动辄呵责他人,其实有才无识,好为无谓之避忌,反自矜为有识,大抵如此。此则可谓知一十而昧二五也。彼徒见前人文集有哀诔而无寿言,以谓哀诔可通于古,而祝嘏之辞,为古所无也。不知墓志始于六朝,碑文盛于东汉,于古未有行也。中郎碑刻,昌黎志铭,学士盛称之矣。今观蔡、韩二氏之文集,其间无德而称,但存词致,所与周旋而俯仰者,有以异于近代之寿言欤?宽于取古,而刻以绳今,君子以为有耳而无目也。必以铭志之伦,实始乎古,则祝嘏之文,未尝不始于《周官》,六祝之辞,所以祈福祥也。以其文士为之之晚出,因而区别其类例,岂所语于知时之变者乎?

  夫文生于质。寿祝哀诔,因其人之质而施以文,则变化无方,后人所辟,可以过于前人矣。夫因乎人者,人万变而文亦万变也;因乎事者,事不变而文亦不变也。醮女之辞,冠男之颂,一用成文故典,古人不别为辞,载在传记,盖亦多矣。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礼乐之所不废也。然而其质不存焉,虽有神圣制作,无取仪文节奏,以为特著之奇也。后人沿其流而不辨其源者,则概为之辞,所为辞费也。进士题名之碑,必有记焉;明人之弊,今则无矣。科举拜献之录,必有序焉。此则今尚有之。似可请改用一定格式,如贺表例。自唐、宋以来,秋解春集,进士登科,等于转漕上计,非有特出别裁之事也。题名进录,故事行焉。

  虽使李斯刻石,指题名碑。刘向奏书,指进呈录。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成室上梁,必有文焉;婚姻通聘,必有启焉。

  同此堂构,同此男女,虽使鲁般发号,高禖绍宾,岂能于寻常行墨之外,别著一辞哉?而能者矜焉,拙者愧焉,惟其文而不惟其事,所谓惑也。而当世文人,方且劣彼而优此,何哉?国家令典,郊庙祝版,岁举常事,则有定式,无更张也;推恩循例,群臣诰敕,官秩相同,则有定式,无更张也;万寿庆典,嘉辰令节,群臣贺表,咸有定式,无更张也。圣人制作,为之礼经,宜质宜文,必当其可。文因乎事,事万变而文亦万变,事不变而文亦不变,虽周、孔制作,岂有异哉?

  揖让之仪文,鼓吹之节奏,常人之所不能损者,神圣之所不能增;而文人积习相寻,必欲夸多面斗靡,宜乎文集之纷纷矣。  《礼》曰:“君子未葬读丧礼,既葬读祭礼,丧复常读乐章。”丧礼远近有别,而文质以分,所以本于至情也。近世文人,则有丧亲成服之祭文矣,葬亲堂祭之祭文矣,分赠吊客之行述矣。传曰:“孝子之丧亲也,哭不◆,礼无容,言不文,茕茕苫块之中,杖而后能起,朝夕哭无时。”尚有人焉,能载笔而摛文,以著于竹帛,何以异于苍梧人之让妻,华大夫之称祖欤?或曰:未必其文之自为,相丧者之代辞也。夫文主于质也,代为之辞,必其人之可以有是言也。鸱鸮既处飘摇,不为碔砆之好音;鲋鱼故在涸辙,不无愤然之作色。虽代禽鱼立言,亦必称其情也。岂曰代为之辞,即忘孝子之所自处欤?  或谓代人属草,有父母者,不当为人述考妣也。颜氏著训,盖谓孝子远嫌,听无声而视无形,至谆谆也。虽然,是未明乎代言之体也。嫌之大者,莫过君臣;周公为成王诏臣庶,则不以南面为嫌。嫌之甚者,莫过于男女;谷永为元帝报许后,即不以内亲为忌。伊古名臣,拟为册祝制诰,则追谥先朝,册后建储,以至训敕臣下,何一不代帝制以立言,岂有嫌哉?必谓涉世远嫌,不同官守,乐府孤儿之篇,岂必素冠之棘人?古人寡妇之叹,何非须眉之男子?文人为子述其亲,必须孤子而后可;然则为夫述其妻,必将阉寺而后可乎?夫非礼之礼,非义之义,君子弗为,盖以此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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