画梁春尽落香尘。擅风情，秉月貌，便是败家的根本。箕裘颓堕皆以敬，家事消亡首罪宁。宿孽总因情！[说明]
这首曲子是写秦可卿的。曲名“好事终”的“好事”特指男女风月之事，是反语。
[注释]
1.“画梁”句——暗指秦可卿在天香楼悬梁自尽。
2.擅风情，秉月貌——自恃风月情多和容貌美丽。全句说，后来贾府之败，根源可以追溯到这一点上。
3.箕裘(ji qiu 基球)颓堕——旧时指儿孙不能继承祖业。箕是簸箕，裘是皮袍。《礼记·学记》：“良冶之子，必学为裘；良弓之子，必学为箕。”意思是说，善于冶炼的人家，必定先要子弟学会做簸箕，为弄木竹、兽角作准备。后人因以“箕裘”比喻祖先的事业。敬，指贾敬。他颓堕家教，放任子女胡作非为，养了个不肖之子贾珍，而贾珍则“乱伦”与儿媳私通。
4.家事——家业。宁——宁国府。
5.宿孽——原始的罪恶，起头的坏事，祸根。
[鉴赏]
秦可卿本是被弃于养生堂的孤儿，她从抱养她的“寒儒薄宦”之家进入贾府以后，就堕入了罪恶的渊薮。她走上绝路是贾府主子们糜烂生活的恶果，其中首恶便是贾珍这类人形兽类。
曲子有一点是颇令人思索的，那就是秦可卿在小说中死得较早，接着还有元春省亲、庆元宵等盛事，为什么要说她是“败家的根本”呢？难道作者真的认为后来贾府之败是像这首曲子所归结的“宿孽总因情”吗？四大家族的衰亡是社会的、政治的客观规律所决定的，封建统治阶级的生活腐朽、道德败坏也是其阶级本性所决定的。纵然曹雪芹远远不可能有这样的认识，又何至于把后　　　来发生的重大变故的责任全推到一个受贾府这个罪恶封建家庭的毒氛污染而丧生的女子身上，把一切原因都说成是因为“情”呢？
原来，这和十二支曲的《引子》中所说的“都只为风月情浓”一样，只是作者有意识在小说一切人物、事件上盖上的瞒人的印记。作者在很大程度上为了给人以“大旨谈情”的假象，才虚构了太虚幻境、警幻仙子的。但是，这种“荒唐言”若不与现实沟通，就起不了掩护政治性的真事的作用。因而，作者又在现实中选择了秦可卿这个因风月之事败露而死亡的人，作为这种“情”的象征，让她在宝玉梦中“幻”为“情身”，还让那个也叫“可卿”的仙姬与钗、黛的形象混为一体，最后与宝玉一起堕入“迷津”，暗示这是后来情节发展的影子，以自圆其“宿孽因情”之说。当然，作者思想是充满矛盾的，以假象示人是不得已的，所以他在太虚幻境入口处写下了一副对联，一再警告读者要辨清“真”、“假”、“有”、“无”。试想，冯渊之死明明写出凶手是薛蟠，却偏又说“这正是梦幻情缘”、“前生冤孽”。张金哥和守备之子双双被迫自尽，明明写出首恶是王熙凤，却偏说他们都是“多情的”，又制造“情孽”假象。就连心如“槁木死灰”的李纨、“戡破三春”遁入空门的惜春、“从未将儿女私情略萦于心上”的史湘云，作者也统统让她们在挂着“可怜风月债难偿”的对联的“孽海情天”中注了册，这个“情”（风情月债）不是幌子又是什么？
我们已经知道，贾府后来发生变故的直接导火线在荣国府，获罪而淹留在狱神庙的宝玉、凤姐都是荣国府的人。宝玉的罪状不外乎“不肖种种承笞挞”时传的那种口舌。宝玉固然有沾花惹草的贵族公子习气，但决不至于象贾珍父子那样无耻，使这一点成为累及整个贾府的罪状，当然是因为在政治斗争中敌对势力要尽量抓住把柄来整治对方。现在偏要说这是风月之情造的孽，并且把它归结到它的发端——秦氏的诱惑。但即使就这个起因来说，也不能不指出，这一切宁府本来就更不象话。比如，若按封建礼法颓堕家教论罪，贾敬纵容子孙恣意妄为，就要比贾政想用严训教子就范而无能为力更严重，更应定为“首罪”。王熙凤的弄权、敛财、害命，也起于她协理宁国府。贾珍向王夫人流泪求请凤姐料理丧事，纵容她“爱怎样就怎样，要什么只管……取去”，使她忘乎所以。铁槛寺受贿害命后，“凤姐胆识愈壮，以后有了这样的事，便恣意的作为起来”。而办这样奢靡的丧事，又因为贾珍、贾蓉与死者有特殊的关系。凤姐计赚尤二姐、大闹宁国府，事情也起于贾珍、贾蓉，而贾蓉又与凤姐有着不可告人的关系，他还是与凤姐最亲的秦氏的丈夫哩！然而，尽管如此，“风情”“月貌”以至于秦可卿本人，都不过是作者用来揭示贾府中种种关系的一种凭借，贾府衰亡的前因后果自有具体的情节会作出说明的，这就像作者在具体描写冯渊、张金哥之死的情节时毫不含糊一样。秦可卿“判词”和曲子中的词句的含义，要比我们草草读去所得的表面印象来得深奥，就连曲名“好事终”，我们体会起来，其所指恐怕也不限于秦氏一人，而可以是整个贾府的败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