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目标是试论《红楼》艺术的诸般特色，因此不涉内容思想等事，对于雪芹喜用的艺术手法，如人名各有谐音寓意之类，并非全不重要，但一般常讲，为人熟知，我也是有意地避俗，不列为书中的一个项目，——除了避俗，还为了预防穿凿附会，那也会成为“猜谜索隐”，滋生弊窦。但事情确是极其复杂的，比如开卷的几个人名，无一不含谐音离意，大家公认的就有甄士隐——真事隐，贾雨村——假语存，封肃——风俗，霍启——祸起，娇杏——侥幸，没有人说此皆附会强解。那么，更值得注意的就落到了冯渊——逢冤、英莲——应怜二人的身上。全书开卷即是一对不幸男女，就是世间万众应当相怜的被冤的人——如日这无寓意，皆可不论，那又谁能同意呢?
这么一说，已可略悟讲艺术还是为了理解内涵。本书虽说既定原则不涉内容，则希望读者自己多作参会。
在这一点上，我不妨“画蛇添足”:在我的领会中，所谓“金陵十二钗”的“钗”，表面让人只向“裙钗——女流”一义上去寻求了，其实这和“裙钗”、“金钗十二行”等等并无干涉——这“钗”即“差”的谐音寓意。盖雪芹之旨，原在为脂粉英才痛惜，这一群女子，每一个都蒙受了这样那样的冤诬屈枉、又各有自身的小弱点小差失而招致了最不幸的冤情结果!在这个曲折涵义上，才缔结建构了《石头记》原著的极其崇伟壮烈的大悲剧意义〔１〕。
这一层，说起来是很费力的，它也是中华文化发展到清朝中叶的一个最巨大的思想课题，须有高明者用学术专著来论述之，本人势难兼及。然在此书的卷尾，应该略申鄙见，以供学术界读者界共同参考指正。
本书三十章正文中，没有一章是讲到语言艺术的，责任编辑同志对此曾提出过询问和建议。他的意见是很有道理的，因为文学的“载体”就是语言，如何反置而不论?我想了一下，作稿时所以没列入语言艺术，大概原由有几点:一，这首先要涉及《红楼梦》的版本间题，异文情况之复杂万状，非一言可了，论析起来势必非常麻烦而冗长，一加上它，则专章的篇幅比例将与全体大失平衡，不易处置。二，我们中国文苑是个最讲究手笔高下的高级传统，一字之推敲，都成佳话，遑论整体品格的悬殊。在这种识别高下优劣上，最易发生“仁智”之异见，这又系于高层文化素养，亦非口舌所能争论明白。比如自从四十年代我就与胡适先生争论:我认为程、高之篡笔大抵点金成铁，伪续四十回更是拙劣难读，而他不谓然，始终喜欢那部“程乙本”，说它“更白话化了，潜写也更细腻了”云云。二人之间便发生了根本而无法调和的分歧。二人如此，何况天下万众?又比如，古今众多的续书、伪作，都自称是依仿雪芹笔墨，自以为“很像”;实则没有一个是略似雪芹手笔的，倒时时接近高鹗的笔调。由此可见，谈语言艺术，特别是雪芹的文字风格特色，实在是件大难事。再三考虑，都阑入本书，必难容纳协恰，不如暂付阙如，俟异日机缘，另为专著(我与家兄祜昌合著的《石头记鉴真》，略可备参)。在此我只想指出三点:一是雪芹的叙事部分，并不真“白”，“文”的成份更浓;二是即使对话，也不是今日人们想象的，就照“口语”直录;三是雪芹的文字也是“诗化”了的艺术品，并不同于胡适所谓的那种“白话文”。对此三点，胡先生却很钝觉，——或者是缺乏认识赏会，一味标榜“白话”，结果把汉字语文本身的“文”性扫地反对掉了。拿那种眼光标准来讲《红楼》语言艺术，就毫厘千里了。
撰写成书，层次纷繁，目又甚艰，多得女儿伦苓为助。应在此表出一句。
责任编辑陈建根伺志为此书稿付出了很多心力，个别字句上助我推敲抉择，并且代为查确了三处典故的来历;我凭记忆而写下的征引古人的诗文语录常有不甚准确的字句，他也一一为之校正无讹，减少了失误。对他深表谢意。为校对、美工贡力的同志，同此致谢。
周汝昌
时在癸酉、甲戌饯岁迎春
之际写讫于燕京东皋红庙
〔１〕过去的《红楼》悲剧论，有的只是解成了一个个别的“不幸事件”，并非悲剧意义。有的如王国维的人生痛苦“解脱”论。更不合雪芹定名“金陵十二钗”的命名本旨。至于要写一○八名女子的英才屈枉大悲剧。是雪芹从《水浒》的一○八位屈枉英雄人材大悲剧而得到思想与艺术启迪的，此义已在本书正文讲“九”与“十二”的结构章中粗略说及了。这也实在需要很好的专题论证才行，此刻恕难详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