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子乃孑身归奉司徒公（其父侯恂，崇祯中官户部尚书），伏处
乡国，若无聊侘傺，惟日与二三同志修复旧社，痛饮悲歌，
以寓其牢骚不平之志焉。暇即肆力于诗、古文。
徐作肃《贾静子古文序》亦云：
自乡二三子起雪苑，于古文犹未深造，振兴者在侯子朝
宗。庚寅（顺治七年）秋，静子自南来，朝宗预为书，戏拈生
平，欲远道投之，动其一笑。作成示余，余惊喜甚，细为品
注。朝宗览余注，亦且豁然指归，易其向作，即朝宗前此犹
未卓然也。静子归，而两人者讲益力。静子年既老，识亦益
定，而学为古文，遂出入秉于法度。（徐作肃 《偶更堂集》卷上）
从以上记载来看，侯方域虽自顺治二年归里，但直至顺治六年，
犹未全力从事古文写作，其原因我们认为主要来自政治方面：当
时正处于清朝定鼎之初，明王朝尽管大势已去，然而南方的晚明
政权还在继续斗争，各地民众也纷纷起来进行反抗，侯方域虽然
名为奉父归隐，实则“伏处乡国”以观形势之变，因此心神主要
还不在翰墨之间。后见大势无望，方与二三同志修复旧社，全力
从事诗与古文创作，以寄平生之志。所以顺治六年以后的数年
中，才是古文写作的全盛时期，而且这时他也常常以古文家自
许。顺治九年十月，他给吴伟业的信中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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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经患难后，方知昔日论著都无所解，今颇学为古文，
……澄江返棹后，当图尊酒一细论之。（《壮悔堂文集》卷三 《与吴
骏公书》）
侯方域入清后古文的成就，多得力于徐作肃、贾开宗两位好友。
他在《与任王谷论文书》中就说：“近得贾君开宗、徐君作肃，
其相磋磨，乃觉文章有分毫进益。贾精于论，徐老于法。二君尝
曰：‘此系何等事，君不惨淡经营，便轻率命笔！’仆佩其言，不
敢忘。”在与宋荦的一首诗中他还写道：“精悍推徐五，飞腾忆贾
三。每当穷正变，细与辨青蓝。万卷攻吾短，千秋愧汝谙。幸为
乘少壮，努力事幽探。”（《四忆堂诗集 遗稿 偶作呈宋二》）特别是徐作
肃，侯方域常听其一言为去取。宋荦《西陂类稿》卷四十六《筠
廊二笔下》载有侯方域为文的一则佳话云：
侯朝宗以文章名天下，睥睨千古。然每撰一篇，非经徐
恭士（ ） 点定，不敢存稿。一日灯下作 《于
按，徐作肃，字恭士
谦论》，送徐恭士求阅，往返数次，恭士易“矣”字数处，
朝宗大叹服。时夜禁甚严，守栅者竟夜启闭不得眠，曰：
“侯公子苦我乃尔！”
宋荦为雪苑社六子之一，与侯方域、徐作肃为忘年挚友，从顺治
八年至十一年间与侯方域朝夕相处，过从甚密，此事应该说是可
信的。侯方域天性疏狂，人们常说他“为文若不经思，下笔千万
言立就”（胡介祉 《侯朝宗公子传》 但从以上记载观之，他每一篇存
稿，都是经过反复推敲，认真改定的。
“明季古文辞自嘉隆诸子貌为秦汉，稍不厌众望，后乃争矫
之，而矫之者变愈下，明文极敝，以迄于亡”（宋荦 《侯朝宗本传》，
邵长蘅 《侯方域魏禧传》）。侯方域生当道丧、世乱、文弊之时，“始倡
韩、欧之学于举世不为之日，遂以古文雄一时。”（宋荦、邵长蘅语）
前人对他的评价虽然不无溢美之处，然他在转变风气方面所起的
作用，还是应当肯定的。
经过入清以后，特别是后几年的探讨创作，于顺治九年春，
侯方域便将其所写古文结集成册，并请他的雪苑六子社友贾开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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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之。这是入清后侯方域古文的最早结集。贾开宗《侯朝宗古文
序》云：
壬辰 （按：顺治九年）之春，侯子束装南游，将穷雁宕、
罗浮之胜，手一编示贾子曰：“此余古文辞也，子其叙之。”
（贾开宗 《遡园文集》卷一）
侯方域这次“壬辰之春”的束装南游，因其父侯恂生病而未能成
行；但他这“一编”在顺治九年春尚未定名的“古文辞”，却在
这年秋被定名为《壮悔堂文集》。该年侯方域治壮悔堂，其 《壮
悔堂记》云：
余向为堂，读书其中，名之曰：“杂庸”。或曰：“昔司
马相如卖酒成都市，身自涤器，与庸保杂作，子何为其然？”
余曰：“以余目之所寓，皆庸也，子亦庸也。余不能不举足
出此堂，又不能使此堂卒无如子者，安往而不与庸杂，又岂
必酒垆也？”呜呼！君子之自处也谦，而其接物也恭，所以
蓄德也。况余少遭党禁，又历戎马间，而乃傲睨若是；然则
坎 而几杀其身，夫岂为不幸哉？忽一日念及，怃然久之，
其后历寝食不能忘。时有所创，创辄思；积创积思，乃知余
平生之可悔者多矣，不独名此堂也。急别构一室居之，名曰
“壮悔 古者三十为壮，余是时已三十有五矣。
侯方域三十五岁，正是清顺治九年。这一年，他既以“壮悔”名
其堂，又以“壮悔”名其文，可见他所“悔”者，不仅仅是早年
的恃才傲物，同时在文章方面，也是他“悔”的一个重要内容。
他自称“仆少年溺于声伎”，身经离乱归里之后，始悔其从前于
文“都无所解”。因此才发愤为古文、诗歌。这年秋，他把“大
毁其向文”之后所写之古文，以“壮悔堂”名之，乃理所当然之
事。所以“壬辰之春”贾开宗为他古文集所作之序，仅名之曰
《侯朝宗古文序》；而特别标明“壬辰秋九月同里年盟弟徐作肃恭
士书”的徐序，则名之曰《壮悔堂文集序》。由此可见，顺治九
年秋九月由徐作肃作序的《壮悔堂文集》，应是在同年春贾序本
的基础上，进一步整理而成的古文集的修订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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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壬辰秋九月）他又准备渡江南游，去拜访他分手多年的
生死患难之交陈定生以及与他通信谈诗论文的任元详等吴越朋
友。九月底南下，十月初抵宜兴，后又辗转于江阴、无锡、苏
州、嘉兴间。他以文会友，其 《壮悔堂文集》使吴越间文士为之
耳目一新，很快在江南风传开来。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中回
忆当时的情况说：
余既宝《壮悔堂集》而朝夕之矣。天下好古之士，既无
不慕《壮悔堂集》而望之若云霄、奉之若蓍蔡者，三年于兹
矣。
计东《改亭集 徐恭士诗集序》也记载说：
辛卯岁（按：顺治八年），吾郡方有大会盟之事，而余于是
年秋选海内闱墨。……又一年，侯子朝宗以其 《壮悔堂》古
文辞盛行于南淛，南淛之士，莫不慑伏。
他的古文创作，不仅因其南游而在江南发生重大影响，而且还因
其南游而获得了很大丰收。乾隆五年，宜兴的储大文在其所撰
《重刻壮悔堂文集序》一文中指出：“其游江左也，再寓予邑古阳
羡，撰 《陈氏少保公墓志》 （按：指《明少保左都御史陈公墓志铭》），贻
书论定生先生诗（按：《与陈定生论诗书》），谓李、何后一人；序 《秋
园杂佩》，记《十万图》，又序迦陵先生诗（按：指《陈其年诗序》；迦
陵，陈其年号），谓大樽、舒章得其年而三；又序计部公（按：指《赠
陈郎序》：陈郎，方域婿陈宗石），谓议婚时年二岁，而今已向学，雄谈
惊其座客，时顺治壬辰也。”储大文所讲，仅侯方域游宜兴一地
时之新作，据我们粗略统计，侯方域此次南游期间，共写古文三
十余篇，并于其南游之后期，将这些新作古文，一并分类补入
《壮悔堂文集》各卷中。这是他《壮悔堂文集》的补充定稿本。
从以上史料可知，侯方域《壮悔堂文集》之编订，共经历了
三个阶段：一、顺治九年春的初编本，这有贾开宗“壬辰之春”
所写《侯朝宗古文序》为证；二、顺治九年秋正式以“壮悔堂”
命名的《壮悔堂文集》之修订本，这有徐作肃“壬辰秋九月”所
写《壮悔堂文集序》为证；三、顺 治九年底 （或顺治十年春初）的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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充完稿本，这有今传 《壮悔堂文集》中三十余篇南游过程中所写
之古文为证。
上述三种稿本是否皆付梓刊行了呢？顺治九年春之初编本，
没有刊刻记载。顺治九年秋之修订本的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
仅云：“今将次所为文行于世。”从侯方域古文在江南的巨大影响
看，这个带往江南的《壮悔堂文集》应为刊刻本。那么顺治九年
冬南游归来后的补充完稿本刻于何时呢？关于这个问题，历来有
三说：一、刻于顺治九年冬南游之后期说，以宋荦、汪琬为代
表；二、刻于顺治十年“癸巳之春”说，以任元祥及近人邓之诚
为代表；三、刻于顺治十三年“丙申初夏”说，以贾开宗为代
表。
宋荦 《侯朝宗本传》云：
未年游吴下，将刻集，集中文未脱稿者，一夕补缀立
就，人益奇之。（康熙本 《国朝三家文钞》、《商丘侯氏家谱》）
汪琬 《题壮悔堂文集》云：
未年来游吴下，欲刻其集，集中文有未脱稿者，一夕补
缀立就，士大夫以此益奇之。《国朝三家文钞 汪钝翁文钞》
卷十）
其后，邵长衡 《侯方域魏禧传》、石韫玉 《侯方域传》、李时灿
《中州先哲传 侯方域传》、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 侯方域》
等，皆照抄宋、汪原文；但宋、汪皆曰“欲刻集”、“将刻集”，
并未说果已刻集。而叶恭绰《清代学者像传 侯方域传》云：
在吴门刊刻文集，有未脱稿文十余篇，一夕补缀而成，
人皆奇之。
叶氏之说，可看作对上述记载的引申。
“癸巳”说的明确提出者是近人邓之诚先生。邓先生《清诗
纪事初编》云：“《壮悔堂文集》十卷，补遗一卷，《四忆堂诗集》
八卷（按：误，应为六卷），刻于顺治十年癸巳。”此说之根据，乃任
元祥《侯朝宗遗稿序》。其序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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呜呼！此侯子《壮悔堂集》成之后所作也。《壮悔堂集》
成于癸巳（顺治十年）之春，不二载而侯子殁。……乙未（顺治
十 年）秋，余奔吊焉；而求其二载中所作古文，得序、策、
书、铭若干篇。其子彦窒捧而泣曰：“是将梓而附之 《壮悔
堂集》，执事不忘先君之好，而赐之序，先君之志也。”（鸣鹤
堂文集》卷四，另见力轩藏板本、本衙藏板本《壮悔堂文集》）
序中所讲“《壮悔堂集》成于癸巳之春”，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为
最后完成定稿而“成”；一为完成定稿而刻“成”。而上引任元祥
序又说，”而求其二载中所作古文，得序、策、书、铭若干篇，
其子彦窒捧而泣曰：“是将梓而附之 《壮悔堂集》。”文中讲将要
付梓者仅是新搜求的古文遗稿，可见《壮悔堂集》已经刻成，不
然何以只刻遗稿而不刊正集？《壮悔堂集》成于癸巳之春”一语，
应是刻成。
“顺治十三年”说的提出者是侯方域的另一好友贾开宗。他
在《侯朝宗古文遗稿序》中云：
朝宗殁之二年，而其子既刊其制义逸稿，复裒集其古文
之逸者，以附于《壮悔堂》之后，而授梓焉。
序后落款是：“顺治丙申初夏，贾开宗述。”“丙申”，既顺治十三
年。文中言遗稿“附于《壮悔堂》之后而授梓”之语好象是说顺
治十年春的 壮悔堂文集》并未刊刻，直到方域死后二年，即顺
治十三年夏才与遗稿一块授于梓人。
以上三说者，如宋荦、任元祥、贾开宗等，都是朝宗同时的
至交好友，但他们在《壮悔堂文集》十卷的刊刻时间上说法之矛
盾是显而易见的。对此应如何理解？这要从明清之际的文人风气
说起。
明季文人结社之习甚盛，他们互通声息，相为标榜，往往为
了信息地迅速传递，社稿或文人的诗文稿随出随刊。这种风气直
到清康熙年间仍很盛行，侯朝宗的社友宋荦的诗稿就是如此。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卷一八二《绵津山人诗集》提要云：“荦所
作诗有《古竹圃稿》，有《嘉禾堂稿》有《柳湖草》……凡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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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大抵沿明季诗社之习，旋得旋刊，出之太早，故利钝不免互
见。”朝宗 壮悔堂文》的刊刻当亦是如此。顺治九年秋刊刻的
徐作肃序之的《壮悔堂文集》乃是明季的少量作品和入清后顺治
九年九月以前的文章；在吴下所刻乃是顺九年秋冬在江南访友时
的写作；顺治十年春所刻乃是朝宗访友归里后，对吴下所作文章
重新修改审定并将未及刊行的文章重新编排后的定稿。即今日我
们见到的《壮悔堂文集》十卷本。至于贾开宗“顺治十三年”之
说，乃是贾氏语言叙述有歧意。任元祥在顺治十二年到商丘吊唁
朝宗，在朝宗之家作《侯朝宗遗稿序》，序中明白表示：遗稿不
是“附于《壮悔堂》后”再授梓，而是“将梓”而后“附之 《壮
悔堂集》”。我们认为，贾开宗所讲“以附于 《壮悔堂》之后，而
授梓焉”，应该理解为：因为要附于《壮悔堂》之后，才授于刻
书者而刻版的。贾开宗所言之刊刻，应是仅就遗稿而言。今见侯
氏藏版之《壮悔堂文集》，遗稿与十卷本确不是一时所刻，这便
是证明。
如果说前人著录确有疑义的话，邓之诚先生关于“补遗一
卷”，“刻于顺治十年癸巳”之说之误则是无疑的。因为无论上引
任元祥《侯朝宗遗稿序》、还是贾开宗《侯朝宗古文遗稿序》以
及所有其他遗稿序 （见后），都可否定遗稿刻于顺治十年之说。
《四忆堂诗集》的成书经过及其付梓刊行年代
侯方域诗名早著，九岁即能分韵赋诗。十余岁，随父居京
师，“多为贤公卿赏拔，谓强记可比汉张安世，干局可比唐李文
饶，足称膏饫中才子弟” 兰芳 《侯朝宗先生传》）。崇祯十一年（十
一岁），觐父京师狱中，复探问钱谦益于请室。钱一见其诗，大为
叹赏，称其诗“俊快雄浑，有声有色”（《初学集》卷三十五 《赠侯朝宗
叙》）。侯方域仲兄方夏，从兄方镇亦能诗，他们相互砥砺，追逐
驰鹜；与学友吴伯裔、吴伯胤、徐作霖、贾开宗等唱和酬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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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竞爽。他们以盛唐为宗，上追汉魏，与洛阳王铎、王 兄弟争
锋，有“归德派”之称。侯方域是这批新崛起的商丘文人中之皎
皎者。宋荦在其《五哀诗》中写道：
朝宗天人姿，才大不可囿。……当其弱冠日，英名振华
胄。落笔五岳摇，十手写难副 。徐吴 （徐作霖，吴伯裔、伯胤）
尽儒宗，哲兄 （侯方夏、方镇）亦耆旧。坛坫与周旋，不及君
驰骤。（《绵津山人诗集》卷十七）
比他稍后的商丘刘榛在 《吾党八忆》中也说：
朝宗早能文，才名走南北。精悍呈眉框，悬河沛胸臆。
狂陵白日暝，气压群动息。四座逢君来，往往摄影匿。 《虚
直堂文集》卷二十）
侯方域少年时期不仅写有很多诗篇，而且很早就有诗集行世，并
以《晋斋》名之。其《曼翁诗序》云：
曼翁（按：其兄侯方镇号）诗以《大晋斋》名者，别于 《晋
也。《晋斋》者何？曼翁之弟杂庸子（按：侯方域早年号）
自著也。
另任元祥 《鸣鹤堂文集》卷三 《与侯朝宗书》亦云：
朝宗足下，风流独擅，得名最早，文章意气，为世所宗
……仆从定生案头，读足下 《晋斋集》，此足下少年时所作
也。而才方终、贾，气敌邹、枚。真四海之景行，吾党所仰
止者矣！
《晋斋集》是侯方域的第一个诗集。作者后来经过删定，存诗六
十余首，而编入他的第二个诗集 《四忆堂诗集》中。
侯方域于顺治九年，在整理选订其古文集的同时，将他少年
时期到三十五岁之间的诗篇重新选定，在紧承其古文集命名为
《壮悔堂文集》之后，而定其诗集为《四忆堂诗集》。至于作者何
以要用“四忆堂”名其诗集，，我们又何以确定其诗集最早命名
的时间为顺治九年，所据乃侯方域的《四忆堂记》：
或曰：“堂之以四忆名者，何也？”曰：“今昔之故，触
而感焉则忆之，适四则四之尔。”“敢问所谓四忆者”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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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幽忧而著《离骚》，其中称名类物，或呼为羌，或呼为
荃，今读者不知其专指，子宁知之耶？盖人心诚有所郁，则
必思；思而不得所通，则必且反复形诸言辞，发为咏歌。情
迫气结，纵其所至，不循阡陌，即胸中时一念之，非不历
历，及欲举而告之人，固已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八矣！微
独我与若不知原之所指，即使原今日复生，亦未必自知也，
我又安能以其所忆者告吾子哉？”或曰：“然则子既以 ‘悔’
名其文集，而仍以 ‘忆’名其诗者，何也？”“苟忆于昔，不
必其悔；苟悔于今，不必其昔之忆。曰《诗三百篇》，昔人
发愤之所作也。余自念才弱不能愤，聊以忆焉云尔。（抑）闻
之，极则必复忆之，忆之所以悔也。”（《壮悔堂文集》卷 ）
这篇文章告诉我们三个问题：一、他之所以要以“四忆”名其
堂，是因“今昔之故，触而感焉，”感今昔之故而忆之“适四”；
二、“四忆”何所指的问题。作者虽然说缠绵沉痛，“十且乱其七
八”，无法以其所忆者告人。但他以“屈原幽忧而著 《离骚》”自
状，这对我们了解侯方域当时的思想感情很有帮助；三、解释了
他既以“悔”名其文集，何以又以“忆”名其诗集的原因：因
“忆”而“悔”，以“忆”为“悔”，“悔”、“忆”相及。这正好告
诉我们 《四忆堂诗集》命名的时间是紧承 《壮悔堂文集》之后。
这是侯方域的第二个诗集。
顺治九年九月底，侯方域把他的《四忆堂诗集》与 《壮悔堂
文集》一并带到了江南，曾与彭宾相会。邸次中，彭宾出其诗集
《偶存草》、《越州草》请序于侯方域，侯方域为之作 《大寂子诗
序》；侯方域以《四忆堂诗集》相赠，彭宾亦为之作 《四忆堂诗
集序》。序云：
壬辰冬，朝宗渡江而南，访孝先于禾城，复与余遇。极
论当世治乱，古今成败之故，晓畅精详，皆素所谙练，与耳
食者异。……若其缘情赋景，即事造端，著为风雅之辞，体
则各备，动法古人。……语余曰：“是刻也，编年而成，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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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干卷。编年者，以验学之日进，亦以考时之代更也。
据以上记载，我们可以断定，侯方域顺治九年底带往江南的《四
忆堂诗集》，是《四忆堂诗集》的最早刻本。
侯方域生前好友，参加《四忆堂诗集》选注评点工作的徐作
肃，在其 《侯朝宗墓志铭》中说：“今所传者，文集十卷，诗集
六卷。”侯方域另一社友，参加《四忆堂诗集》选注评点工作的
宋荦，在 《侯朝宗本传》中也说：方域所著，“诗六卷”。（按，邓
子诚《清诗纪事初编》著录为诗集八卷，误，不取）那么，这个“编年而
成”，并刻于顺治九年的《四忆堂诗集》，是否就是徐、宋著录
的、流传至今的六卷本《四忆堂诗集》呢？我们认为，这个本子
不是六卷本，而是四卷本。这从今传六卷本《四忆堂诗集》本身
即可断定：前四卷皆为作者顺治九年下江南之前作品，后两卷乃
江南之行中所作；而江南行中之作，当然不可能刻于去江南之
前。
侯方域顺治九年冬的江南之行，促使了他诗歌创作又一高潮
的到来。南行之前，他选二十年诗篇仅存诗四卷，而这次南访仅
三个月的时间，就获诗两卷之富，存诗一百余首。究其原因，这
主要是在天翻地覆的历史变革之后旧地重游，已是物是人非；一
种兴亡之感，黍离之忧，故国之思，人生之叹，一齐汇于心头。
特别是他的不少故友，如吴应箕、陈子龙、夏允彝等，皆为抗清
复国而捐躯，以此“情迫气结，纵其所至”，从而“形诸言辞，
发为咏歌”的 （四忆堂记》
《四忆堂诗集》六卷本成于何时？练贞吉《四忆堂诗集序》
对此有明确记载：
未几，遭天下改革，聚散不常，与朝宗遂相失。又数
岁，复遇之于禾水（嘉禾、秀水、今嘉兴市）。朝宗是时较潘岳
《秋兴》之年不过加其三，而鬓有二毛；余更七尺潦倒，无
以谢故人。鸣呼！不有吟咏，何以陶写？昔人之赋《五噫》、
《四愁》者，未知视吾二人遭际何如也？邸次中时时论诗，
谬为朝宗许可，乃出其全集，俾余订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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潘岳 《秋兴赋序》云：“余春秋三十有二，始见二毛。”所谓“较
潘岳 《秋兴》之年不过加其三”，乃三十五岁，即顺治九年。二
人相会的地点在嘉兴，时间为顺治九年底，这有侯方域诗为证。
其 《送练三贞吉》诗云：“送尔轻舠去，寒江静可怜。遥瞻梁苑
雪，晚入楚云天。鹜影孤帆远，渔歌短棹前。客星惊岁暮，归兴
妒人先。”从诗中“寒江静”、“梁园雪”、“岁暮”等语可知，练
贞吉带着 《四忆堂全集》回商丘，二人分手的时间当在该年腊
月。这个“全集”，当为已刻的四卷本《四忆堂诗集》与这次南
访中所作两卷诗的合编本，即六卷本。
据今传六卷本《四忆堂诗集》还可看出，帮侯方域对其诗集
进行选订评注者共有四人，即贾开宗、徐作肃、宋荦、练贞吉。
前四卷有关各诗的评注，署名者只有贾、徐、宋三人，不见练氏
的署名。而后两卷除上述三人外，又新增一个“练曰”。这一事
实说明：一、侯方域交给练贞吉订正的“全集”是六卷本；二、
在侯方域请练贞吉订正“全集”时，前四卷已刻板；不然，前四
卷诗的评注中，不会不留下练氏的一点笔迹。
侯方域《四忆堂诗集》的后两卷补刻于何时呢？我们所见之
文献资料，皆无明文记载，但其付梓的大致时间，我们还是可以
推定的。我们认为，后两卷应刻于“顺治十年癸巳”之春。其理
由主要是：一、据当时文人诗社其作品随出随刊之风气，侯方域
交练贞吉订正，就是为了刻板，年底到来年（顺治十年）春初，订
正完毕即交梓人刊刻，这是惯例。二、据贾开宗，任元祥所撰
《侯朝宗古文遗稿序》两篇序文，知侯朝宗于顺治十一年死后，
他的儿子侯彦窒积极筹备，先后刊刻了他父亲的六十余篇制义遗
稿和十篇古文遗稿，而惟独未增提及补刻 《四忆堂诗集》之事，
可见后两卷在其父亲生前已完成。三、顺治十年春、夏这际，桐
城何杲访问商丘，馆于侯方域家，侯方域有《送何三杲》诗，徐
作肃给予很高评价；夏，有《题宋牧仲古竹圃》等诗。如果这时
《四忆堂诗集》后两卷仍未刻板的话，这些诗定会收入。但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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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未收入，而被后人收入“遗诗”中，可见，在顺治十年春末，
诗集后两卷已补刻完毕。
综上所述，侯方域生前编有两个诗集：一是早年的《晋斋诗
集》，一是后期的《四忆堂诗集》；而 《四忆堂诗集》的编订又分
两个阶段，又有两个刻本：顺治九年夏秋之际编订刊刻的四卷本
和顺治九年底补编、十年春补刻的六卷本。
《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的版本流变
一、三家文抄本、强善堂本
侯方域的《壮悔堂文集》与《四忆堂诗集》，继最早的顺治
侯氏家刻本后，有康熙三十三年宋荦等编辑刊行的《三家文钞
侯朝宗文钞》本；乾隆五年至十五年间侯方域外孙陈履中、陈履
平重新编订刊刻的强善堂诗文合刊本。陈履中《重镌壮悔堂文集
序》云：
壮悔堂文本有专集早行于世，其后漫堂宋少师 （宋荦）
刻入 《三家文钞》；三家者，宁都魏叔子，长洲（汪）苕文与
壮悔也，行世尤盛，而专集反缓。近因《文钞》板片散佚，
欲读壮悔文者，乃求之专集。无如专集行之既久，字文多漫
灭，将必有鲁鱼帝虎之伪，以失其真，不大可虑乎？履中，
壮悔外孙也，不为之新其谁新之？因偕弟履平，谨校刊而付
之梓人。
《三家文钞》中之《侯朝宗文钞》，虽本之顺治间侯氏初刻的
《壮悔堂文集》，然篇目有增删，序次有调整，故可以新本视之。
其 《文钞凡例》云：“文有为流辈传颂已熟而不录者，如侯朝宗
之《马伶传》、《李姬传》，以近唐人小说也。…亦有一二佳文，
全集偶遗而间得之别本者，今乃录之。”《侯朝宗文钞》计删 《送
徐吴二子序》、《倪涵谷文序》、《梅宣城诗序》、《阳羡宴集序》、
《王彤生诗序》、《答倪玉纯书》、《李姬传》、《任源邃传》、《马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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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新迁颜鲁公碑记》、《南省试策》五篇、《豫省试策》五篇、
表二篇、《定鼎说》、《刘次邻字说》、《书周仲驭集后》、《书彭西
园集后》、《书黄子久画后》、《代三省督府张公祷雨文》、《告井神
文》、《为吴氏祷子疏》、《西施亡吴辨》、《卢告》、《蹇千里传》共
三十三篇，又将 《侯朝宗古文遗稿》分类归入各卷中，新增 《宋
文康公传》一篇，共编为八卷。是书校刻精审，流传广，影响
大。
强善堂，是侯方域婿陈宗石堂号。强善堂诗文合刊本，即由
侯方域外孙、陈宗石之子陈履中、履平二人于乾隆初重新整理而
成。其特点是：顺治本之序文全不收。代之以重刻诗文的五篇新
序文；原古文遗稿亦分散归入各卷 （类）中，删 《再与贾三兄
书》、《上三省督府剿抚议》、《豫省试策》五篇、《拟上遣官致祭
先师孔子阙里谢表》等八篇。诗集未收遗诗；文集行间圈点，评
语皆删去，仅存原诗集之评注。陈履中序云：
旧刻每篇要领，用圈点标出，固便于读者之寻求；然壮
悔之文微妙，非解人既标出亦未必能领，若入于解人之目，
亦何烦琐琐也！且历观古文遗集，从未有施圈点者；其施圈
点，盖始于前明时艺之刻，古文何可袭之？故悉删去不存。
扉页标有“强善堂藏版”，每卷首标有“外孙陈履中、陈履平编
次，外曾孙陈濂、淮、洛同校”字样。
三家文钞》本、强善堂本皆曾比照侯方域诗文原稿重校，
纠正了顺治本中许多文字上的错误。特别是强善堂本中的部分诗
作，还像侯方域的初稿，板本价值较高。
按，孙殿起 《贩书偶记》卷十四及 《清代禁书知见录》皆著
录云：《壮悔堂文集》十卷、《遗稿》一卷，“康熙壬辰刊”；《四
堂诗集》六卷、《遗稿》一卷，“康熙间刊。”张舜徽先生沿孙
氏之说，在其 《清人文集别录》卷二中亦云：“壮悔堂文集十卷，
遗稿一卷，康熙刻本。”这些记载是说，侯氏诗文集自顺治刻本
至乾隆初之强善堂本之间，尚有“康熙壬辰”刻本。但强善堂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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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临川李绂序，宜兴储大文序、商丘陈履中、履平序，皆未提康
熙本的存在。笔者认为，孙氏著录之“康熙壬辰”者，可能为
“顺治壬辰”之误。徐作肃《壮悔堂文集序》后署“壬辰秋九月，
同里年盟弟徐作肃恭士书”诸字。徐作肃所序之时，实为顺治之
壬辰，前文已详。疑孙氏著录时未经细考，误为康熙之壬辰了。
姑辩于此，待后详考。
二、力轩藏板本、本衙藏板本
乾隆二十三年前后，侯方域玄孙侯必昌及其子讱、强、畏、
改，对侯方域的诗文集又重新进行了校订，并于乾隆二十五年刊
行于世。文集前增收贾开宗、田兰芳、胡介祉写的侯朝宗传三
篇，吴支五世族孙侯洵辑、五世孙侯讱校订的侯朝宗《年谱》一
卷。遗稿前增收任元祥 《侯朝宗遗稿序》一篇。诗集中除贾开
宗、宋荦、练贞吉三序外，增收彭宾《四忆堂诗集序》一篇，开
卷扉页有“乾隆二十五年重镌，力轩藏板”字样，诗集后增收
《四忆堂诗集遗稿》诗八首。文集与诗集每卷卷首均标有“元孙
必昌、五世孙讱、强、畏、改校订”字样。半叶九行，行二十
字。这个板本序、传、年谱、诗文及遗稿收录最全，无删节，校
勘、刻工皆精审。
乾隆间，另有“本衙藏板”的《壮悔堂文集》与《四忆堂诗
集》行世。文集亦为侯方域玄孙必昌及其子讱、强、畏、改校
订，每卷卷首版式，文集中内容编排，皆与力轩本同，惟刻工不
及力轩本精湛。诗集六卷则据顺治旧板修补而成，序文为乾隆时
重镌，比顺治本多收彭宾《四忆堂诗集序》一篇。遗诗八首为补
刻。这个版本流传很广，被后人称为“通行本”，此后不少版本
即据此本翻刻。
乾隆后期，《壮悔堂文集》、《四忆堂诗集》被清廷列为禁毁
书目，特别是 《四忆堂诗集》被指为“悖逆诞妄，语多狂吠”（姚
觐元《清代禁毁书目》）。这以后，官刊虽然被禁，但私家刻本仍然不
绝。
三、侯资灿刻本、强忍堂本、退斋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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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庆十九年甲戌 （公元 年），侯方域杞县裔孙侯资灿有
《壮悔堂文集》重刻本。卷前所置朱锡谷《壮悔堂文集重刊跋》
云：
归德侯朝宗先生《壮悔堂文集 ，其板久漫，裔孙资灿
谋重锓，属锡谷佐校仇之役。按，宋牧仲先生作先生小传，
称文集十卷，遗稿一卷，皆板行。今遗稿已不可见，参之
《三家文钞》，所录有出于本集之外者，取以补之。增入文七
篇，汰去文十五篇，凡文百二十有三篇，卷如原刻之数。不
删少作者，见先生之文变而益上也；不收俪词谐体者，正文
轨也；不收豫省试策诸篇及他篇中间有刻削字句者，遵钦定
四库馆录明季遗集之例也，汰去之文仍附存目者，使后有所
考也。
其汰去之篇目是：《李姬传》、《马伶传》、《豫省试策》五篇，《拟
上遣官致祭先师孔子阙里群臣谢表》、《拟追复杨涟等官爵谢表》、
《为吴氏祷子疏》、《悯獐》、《卢告》、《蹇千里传》、《定鼎说》、
《书练贞吉日记后》，凡十五篇。别从 三家文钞》增《宋牧仲文
《雪苑六子社序》、《与方密之书》、《正百姓》、《额胥吏》、
《重学校》等篇。文中评点，悉依顺治旧本，惟补入之文无评点。
嘉庆二十四年己卯，侯资灿刻 《大梁侯氏诗集》，又将侯方
域 《四忆堂诗集》收入。侯资灿 《大梁侯氏诗集凡例》云：“《四
忆堂诗》向有专集，兹照原本登载，间亦有删节者，遵钦定四库
馆录明季遗集之例也。诗下小注，有为公所自注者，今仍之；有
为公之友人如贾君开宗、练君贞吉、徐君作肃、宋君荦所注者，
则以某曰别之，并关事实照旧刊入，庶作诗源流，易于省览。”
篇目顺序之编排与旧本间有不同，未收遗稿，删去之篇目集中亦
不存。
嘉庆二十二年，《壮悔堂文集》有强忍堂刻本。该本乃上祖
顺治本而仿刻，篇目没有增减，编排则有不同。扉页为“嘉庆丁
丑秋仲，壮悔堂文集，强忍堂重刊”字样。卷首是徐作肃、徐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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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二序，接着是文集十卷目录，目录后收贾开宗《侯朝宗古文遗
稿序》，下面即《壮悔堂文集》十卷全文，遗稿十篇全文，装为
一函四册。
近于河南大学图书馆见“退斋藏板”《壮悔堂文集》一部。
该本从编排顺序到内容、板式，刻工字体均与顺治本同，可见该
本也是据侯氏旧本仿刻，因其板行时间难于确指，姑录以待考。
四、日本本、同治侯氏重刻本，赵氏红杏山房本
河南大学图书馆藏日本刊《壮悔堂文集》十一卷本。该本以
侯必昌父子校订之乾隆本衙本为底本，由“大日本出云内村笃棐
子辅校”，“大阪心斋桥博老町角，群玉堂河内屋冈田茂兵卫”板
印，“和汉西洋书籍卖捌处”发行。该本与乾隆间力轩本、本衙
本不同的是，卷首另收入汪婉《题壮悔堂文集》文一篇，卷后有
日本安艺赖襄 《书侯方域集后》一文。每卷卷首除保留原署名
外，另标有“大日本出云，内村笃棐子辅校”十二字。日本龙谷
大学助教授木田知生先生来信云，该本为日本万延二年 《按：相
当于清咸丰十一年辛酉，公元 年）刊。
同治十三年甲戌仲春，商丘侯氏又有 《壮悔堂文集》后附
《四忆堂诗集》之诗文合刊本。文集乃为顺治之商丘侯氏藏板补
板重刷，诗集则为据顺治本重刻。文集扉页刻有“商丘侯氏藏
板”六字，诗集扉页刻有：“同治甲戌仲春月重镌”九字。诗集
序为据顺治旧本仿刻。保存了旧本原貌。
同治十一年壬申，金谿赵承恩辑赵氏藏书，将侯方域诗文收
入，同年七月作《壮悔堂集序》云：“至侯子之文而仅目以才人，
予窃以为有未足尽侯子者。侯子以不世有之天姿，生家国鼎沸之
际，播迁流离，卒卒无定处，自非胸中之学识，有以高乎一世
人，必不能率意而漫为此文……故予亟为侯子辨之，遂以序侯子
之文。”六年后，即光绪四年戊寅，赵氏红杏山房诗文合刊本
《壮悔堂集》行世。文集为新镌。开卷有“光绪戊寅镌”、“红杏
山房藏板”诸字，卷首置赵承恩序文。其他编排顺序与内容，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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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衙藏板”本同。每卷卷首有“元孙必昌，五世孙讱、强、
畏、改校订”之署名。后附《四忆堂诗集》六卷，遗诗八首。诗
集扉页标有“本衙藏板”四字，可见该本所据乃乾隆时之通行本
无疑。《中国丛书综录》有著录。
另见标有：“旧学山房藏板”之 《壮悔堂集》，亦为“光绪戊
寅镌”，除板权标识外一切皆与赵氏红杏山房本同。大概为红杏
山房所藏之板，易于旧学山房所致。
五、宣统、民国间刻本
宣统、民国间所经见侯方域诗文集之版本有六，现简述于下：
宣统元年己酉（公元 年），上海扫叶山房有《侯朝宗全
集》石印本。此本据赵氏红杏山房本翻刻，全书编排顺序与内容
皆与红杏山房本同。其中文集四册，诗集二册，共一函六册。
宣统元年十月，中国图书公司有《壮悔堂文录》、《四忆
堂诗集》石印校勘本。此本亦据赵氏红杏山房本翻刻。附勘误
表，线装四册一函。
民国初年上海彪蒙书室有 壮悔堂文集》十卷、 遗稿》
一卷，《四忆堂诗集》六卷之石印本，所据祖本为“本衙藏板”
之通行本。线装四册一函。
民国十二年，上海扫叶山房又石印有 《壮悔堂全集》之
诗文合刊本，为宣统元年版之重印，线装六册一函。
民国二十五年，中华书局编辑 《四部备要》，集部收有
《壮悔堂集》之诗文合刊本，用聚珍仿宋版排印，据乾隆年间之
通行本刊印，刊印时去掉了原板之点批，只收评语，并在编排上
略有出入。该本字迹隽秀，印刷精致，有普通本与缩印本并行于
世。
民国二十六年，由王云五主编的《万有文库》，收有《壮
悔堂集》之诗文合刊本，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所据为光绪四年
赵氏红杏山房本，一切均与赵本同。
从上述情况观之，侯方域诗文集的版本，各具特色者有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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顺治年间商丘侯氏刻本、康熙三十三宋荦《三家文钞》本、乾隆
十五年陈氏强善堂本、乾隆二十五年侯必昌父子校订之力轩本、
乾隆间文集为侯必昌父子校订、诗集为顺治旧板修补之本衙藏板
本。由于 《三家文钞》本有文无诗；强善堂本虽诗文合刊，然同
《三家文钞》本一样，对初刻之序、后来之传皆不收，且删去不
少篇章，加之不收遗诗；力轩本虽校刻精详，序传齐全，但流布
不广；因此，其版本流传于后世者，基本上是两个系统：一是顺
治侯氏刻本系统，如嘉庆十九年侯资灿 《壮悔堂文集》重刊本，
嘉庆二十四年诗集之《大梁侯氏诗集》本；嘉庆二十二年《壮悔
堂文集》之强忍堂本；同治侯氏重刻本；文集之退斋藏板本等，
皆属旧本系统。二是乾隆之本衙本系统：如日本万延二年《壮悔
堂文集》本；同治十一年赵氏红杏山房本，及宣统、民国间之六
种版本，皆属新本系统。
六、侯方域文之选本
本文所列之选本，皆为民国以前，建国后出版者不录。侯方
域以文闻，诗之选本未见。就文所选能列卷成册者有：
乾隆六十年，徐斐然辑刊《国朝二十四家文钞》，其中选
《雪苑文钞》一卷，二十六篇，附《书雪苑文钞目录后》一篇，
另辑有时人评语若干条。此书继乾隆本后，道光十年有新镌本。
道光十九年，李祖陶辑、瑞州府凤仪书院刊 《国朝文
录》，其中选 《壮悔堂文录》二卷，收文十九篇。卷首置李祖陶
《壮悔堂文录序》一篇，所选每篇文后皆有李祖陶评语。
民国五年，桐川王文濡选 《侯魏汪三家文合钞》其中
《侯朝宗文钞》不分卷，按文体编排，论、说十篇，序、跋十一
篇，传、记十一篇，书牍六篇。奏议、碑铭、祭文各一篇，共选
四十一篇，由上海进步书局印行。
民国十年，上海文明书局辑 《明清十大家尺牍》，其中
《侯朝宗尺牍》一卷，附小传，有该局石印本。
民国十九年，万有文库收朱凤起选注《侯方域文》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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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文三十一篇，前有朱凤起序文一篇，由商务印书馆铅印发行。
民国上海文明书局铅印出版味经堂选《侯朝宗文》一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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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方域著作的散佚问题
侯方域作品流传至今，其古文辞仅存者一百四十二篇，诗三
百九十八首。笔者辑佚古文五篇 （《侯方域集校笺》上册），其他
皆已散佚。
一、侯方域诗、古文辞的散佚。
侯方域虽然三十七岁即抑郁而死，但作品远不止集中所收之
数。其 《与任王谷论文书》云：
仆十五岁时学为文，金沙蒋黄门鸣玉方为孝廉，有盛
名，每见必称佳，仆窃自喜。又得同学吴君伯裔日来逼索，
尽日且酬和数首，以此得不废。
若从朝宗十五岁算起，至 《壮悔堂文集》编成时，作者也有二十
年的写作经历。其实，他在 《壮悔堂集》之前，就曾撰有数百篇
古文而刊行。徐邻唐 《壮悔堂文集序》云：“侯子囊所刊古文数
百篇，兵火焚佚，尽亡其册。”“兵火”者，指明崇祯十五年李自
成农民军攻破商丘的战火。这数百篇古文虽被焚佚殆尽，但方域
本人并不惋惜，徐邻唐序文又云：“乙酉秋 顺治 年），（方域）自
江南归里，始悔从前古文辞之未合于法，若幸兵火为掩拙者。”
但就今天看来，失去了侯方域研究的许多资料，还是很可惜的。
侯方域 《壮悔堂文集》编订之前，除遭兵火焚佚者外，尚存
者还有一部分骈文；或受骈文影响，而“未合于法”的古文。这
部分作品，因与韩欧古文不合，乃为作者所自毁弃。徐作肃 《壮
悔堂文集序》云：
侯子十年前，尝出为整丽之作，而近乃大毁其向文，求
所为韩、柳、欧、苏、曾、王诸公、以几于司马迁者而肆力
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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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侯方域自我毁弃的这部分作品，他的好友徐作肃还是从中检出
数篇，编入了《壮悔堂文集》。徐作肃在 《壮悔堂文集》卷二
《曼翁诗序》的后跋中云：
此（指《曼翁诗序》）与梅序（即（梅宣城诗序》）皆朝宗十五年
旧作。余从其焚弃之余，特为检出，以志文体之变；亦以其
气韵生动，不为风华所掩也。
这些文章的编入，为我们研究侯方域在文学创作的道路上不断探
求的轨迹，提供了第一手资料，从这里也可看出侯氏本人的创作
态度是严谨的。
侯方域诗歌的散佚，前文已间有涉及。顺治九年，侯方域编
选 《四忆堂诗集》时，对他刻于明崇祯十一年左右的《晋斋诗
集》曾作过较大删削，仅存六十二首，编为《四忆堂诗集》的第
一卷，余皆不存。即就 《四忆堂诗集》中所收明崇祯十二年以后
的诗篇来看，也是选本而并非全貌，因《四忆堂诗集》本身就是
个选本而非全集。
《四忆堂诗集》刻于顺治十年春，顺治十一年十二月而侯子
殁。后两年诗篇，由于当时侯方域之子彦窒忙于整理刊刻古文遗
稿和制义遗稿，而未见记载其对遗诗的整理和重视。一直过了近
百年后，其玄孙侯必昌，才将遗诗搜集整理，刊刻而附于 《四忆
堂诗集》之后，其散佚之情况，可想而知。
二、侯方域制义文的散佚及其制义遗稿
侯方域的文章今全部散佚者为制义文。他早年的文章写作以
制义文为主，在社会上颇负盛名。徐作肃 《侯朝宗 （制义）遗稿
序》云；
朝宗平生为文最易，亦最多；尝半日可二、三义，而海
内数百千里皆无不知有朝宗者，率自制义见之也。朝宗制义
尝有云卧居之刻，又尝有杂佣堂之刻矣。当其少年，才思横
溢，事物感触，赋咏而外，间于制义焉发之。即其寻常命
笔，约不肯俯随人为经生言，故每一篇出，人多惊异传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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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转相望慕者，以其雄骏不群也。陈黄门子龙，叙朝宗以仿
豫章之陈大士，信然不可易。（《偶更堂文集》卷上）
从这篇序文中我们可以看出，朝宗为文就是寻常命笔，也不肯为
腐儒之言而附庸俗流，其领异标新、雄骏不群的特点，是很受时
人仰慕的。当时文坛领袖钱谦益，在 《赠侯朝宗叙》中云：
余读侯子朝宗所著经义（按：经义即制义文，又称制艺文），如
玉之有光，剑之有气；英英熊熊，变现于空旷有无之间；以
为文人才子之文，而非经生之文也。（《初学集》卷三十五）
徐作肃序文中提到的云卧居之刻，乃江南陈子龙所刊；杂佣堂之
刻，乃作者自刊。朝宗早年号杂佣子；杂佣堂，乃作者书斋之
名。这两种刻本皆问世于明崇祯十一年前后，当时虽流布甚广，
但今日寻之已不可得。
侯方域入清以后，主要探讨和写作古文，从清初的顺治元年
至六年间，未曾涉笔制义文的写作，顺治七年以后，他才又开始
研讨八股文。徐作肃 《侯朝宗 （制义）遗稿序》云：
而朝宗此文 （按，指朝宗死后未曾问世的制义遗稿，详见下文辩证）
则自顺治之庚寅（清顺治七年，公元 年）。忆尔时，朝宗方与
余讨今 （制义）古文于轨度，古文则准之唐宋八子，今文则
准之考亭之章句。或间日一作，或日一二作，至命酒高谈，
将无虚日，而余拙钝，偶一涉笔，他皆寄话言于酒。每宾从
杂遝，号叫迷离，而朝宗之文成矣。呜呼，何其雄也！
在侯方域生前，他顺治七年以后写作的制义文并没有刊刻，他去
逝后，其子侯晓 彦窒）才将这些八股文遗稿全部交给徐作肃整
理选编。徐作肃在《侯朝宗 （制义）遗稿序》中说：
朝宗遗稿凡若干篇，余选六十二篇，以属其子晓刊之。呜
呼！朝宗之为文竟止于此 余与朝宗日夕晤语，时出其言以相
示者，今止见其文耶！
这六十二篇遗稿，今求之亦不可见，估计与云卧居之刻和杂佣堂
刻本一样，因时代变迁、文体改革而散佚无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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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需要辩明的一个问题是，有同志将侯方域的这六十二篇
制义遗稿与十篇古文遗稿混为一谈，至使学术界在侯方域遗稿问
题上造成了一些混乱，所以有必要加以澄清。
年 月上海古籍出版社编辑影印出版的《清人别集丛
刊》中，出版了徐作肃《偶更堂集》，其 《出版说明》云：
作肃还写过一篇 《侯朝宗遗稿序》，文中说：“朝宗遗稿
凡若干篇，余选六十二篇，以属其子晓刊之。”现存的《壮
悔堂遗稿》仅有十篇，也没有收徐作肃写的这篇序文。作肃
选定的六十二篇遗稿，很可能后来未加刊刻而散佚了。作肃
此序，对于了解侯方域的著述情况，也有帮助。
此说一出，学术界有的同志不加辨析，便转相引用 （如《北京师
院学报》 年 期 《论侯方域的文章特色》），误说反倒成了确
论。
侯方域死后，其子侯晓，将其父的制义遗稿和古文遗稿分别
加以整理，制义遗文交徐作肃选定，而古文遗文则交给了贾开
宗。因制义文是顺治七年至十一年五年间的文章，量多，徐作肃
选六十二篇；而古文遗稿只是顺治十年、十一年两年作品，所以
贾开宗仅定十篇。选定后，二人分别作序。关于徐作肃《侯朝宗
（制义）遗稿序》前文多有引用，若参之贾开宗 《侯朝宗古文遗稿
序》，更能进一步说明问题。贾开宗云：
朝宗殁之二年，而其子既刊其制义逸稿，复裒集其古文
之逸者，以附于《壮悔堂》之后，而授梓焉。
序中谈到的“制义遗稿”，即指徐作肃所选的六十二篇。另外，
侯朝宗另一友人任元祥，于朝宗死后第二年（顺治十 年）秋，自
宜兴千里迢迢来商丘悼祭，盘旋月余，他除了写有《侯朝宗 （古
文）遗稿序》外，还写有《侯朝宗制义遗稿序》，序中云：
侯子古文遗稿，予既已序而梓之矣。 （其子）晓复捧其制
义以泣，而请序如初。（《鸣鹤堂文集》卷四）
从以上资料看，在侯方域死后，辑有两种遗稿。六十二篇遗稿不
同于现已传世的十篇古文遗稿，而为制义文即八股文明矣。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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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两种遗稿不应混为一谈。
《出版说明》还认为“作肃选定的六十二篇遗稿，很可能后
来未加刊行而散佚了。此推测亦欠当。徐作肃的序文开头就讲，
“以属其子晓刊之”，文后又云；“晓其守而布之可也。”贾开宗的
古文遗稿序，也有“而其子既刊其制义逸稿”云云。另外，徐作
肃为侯方域写的墓志铭，记载更明确：
其制科义早著于世矣。既其亡也，子晓复辑其遗稿六十
篇，刻于家。（《商丘侯氏家乘》卷二）
这一记载不仅可作为这六十二篇遗稿为制义遗稿的傍证，也说明
这些制义遗稿确曾刊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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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侯方域集校笺》，是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
年批准的“ 高校古籍基金准字第 号”国家计划项
目。从我们接到全国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员会秘书处
年 月 日关于《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专项科研基金批准
资助课题列入计划安排的通知》，到该课题全部完稿的今天，已
经整整八年；若从 年开始收集资料的准备工作算起，前后
共计十二个年头。
在此期间，我们先后进行了以下工作：一、对侯方域的诗文
著述及其版本源流，进行了全面考察，撰有 《侯方域著作版本源
流考》，附入本书卷尾；二、对侯方域的 《壮悔堂文集》、《四忆
堂诗集》，进行 了文字上的校勘；三、对侯方域的《壮悔堂文
集》、《四忆堂诗集》，进行了全面笺注；四、对侯方域著作进行
广泛的辑佚工作，诗无所得，文辑五篇，编为 《壮悔堂文集校
笺》“第十二卷”；五、收集了前人关于侯方域诗文的序、跋、题
记等资料，分别附录于 《壮悔堂文集校笺》、《侯方域诗集校笺》
的卷尾；六、收集了关于侯方域的传记、墓志、佚事等资料，附
录于《侯方域集校笺》上册 （即《壮悔堂文集校笺 卷尾；七、
收集了前人悼祭侯方域的诗文，附录于《侯方域集校笺》上册文
集卷尾；八、新撰《侯方域年谱》，附录于 《侯方域集校笺》上
册文集卷尾；九、对侯方域其人、其文、重新进行了全面研究，
撰成介绍侯方域生平思想与古文理论、古文创作的长篇序言，冠
于 《侯方域集校笺》上册文集之卷首；十、对侯方域的诗歌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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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诗歌创作重新进行了全面研究，撰成介绍侯方域诗歌理论、
诗歌创作的长篇序言，冠于《侯方域诗集校笺》卷首；从而为今
后关于侯方域的研究，提供了尽可能完备的资料。
全书笺注第一稿，由王树林同志完成。树林是我的学生，他
大学毕业后不久，就承担如此百万字以上的课题，深知任重道
远，因此勤于学习，精于钻研，先后参阅资料在千种以上，几乎
占去了他十多年来工作之外的全部业余时间。由此看来，出一部
学术成果的过程，实际上也就是造就一个人才的过程。在他们同
学中间，能出百万字以上专著的，我还没有听说过第二个人。作
为本书主编与树林的老师，我则在树林第一稿的基础上，删其赘
余，补其不足，改其疏误，阐其精义，作了些锦上添花的工作，
尽可能使其精益求精，然亦先后用去了我工作之外八年多的业余
时间。科学的问题，必须用科学的态度和方法去解决，不能有丝
毫的随意性；不能解决的问题，则付诸阙如。这就是我们的宗
旨。即使如此，仍然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再次恳请读者方家，
批评指正。
本书先后得到了许多同志的帮助。谢桂荣、吴玲、何建明等
参加了部分文字校勘工作；全书的附录部分，也主要由他们完
成。在全书撰稿的过程中，经常请教高文师；并曾请教王云海、
姚瀛艇、魏千志诸位教授；《四忆堂诗集校笺》的第二稿，还请
吾师高文教授全部审阅一遍。中州古籍出版社和责任编辑孟庆锡
编审，对于本书的出版付出大量劳动。我们在这里一并表示衷心
的感谢。
何法周
年 月 日于郑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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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州名家集》编辑说明
河南省地处中原，文化源远流长，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主要
发祥地之一。几千年来，我们的祖先给后代留下了极其丰富的文
化典籍。今天，我们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有选择地整
理研究这批文化遗产，是提高民族自信心，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不
可缺少的条件。为此，我们编辑出版了这套《中州名家集》。
本丛书收录范围以古代河南籍中较有影响的作家的作品为
主，同时也兼顾长期寓居河南的作家的名著。有些大家虽属收录
之列，因其著作在建国后已有较完备的整理本出版，为节省人力物
力，本丛书一般不再收录。本丛书所收以文学家的著作为主，同时
兼顾其他社会学科的著作。自然科学著作概不收录。
本丛书所收著作，力求选取较好的版本为底本，作认真的校订
并加新式标点和必要的笺注，以期为读者提供一个便于研究和阅
读的本子。
我们热切希望广大读者对本丛书的编辑整理工作能提出宝贵
的意见，以便及时改进。
中州古籍出版社
年 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