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百四十八卷，马端临撰。马端临(1254－约1324)，字贵与，饶州乐平(今属江西省)人，元代著名历史学家。父廷鸾，南宋度宗时为右相兼枢密使，因与贾似道不合去官，著有《读史旬编》，“始以备遗忘，授儿曹而已”。咸淳九年(1273)，马端临漕试第一，以荫补承事郎。南宋亡，隐居不仕。元世祖至元二十六年(1289)前后，其父卒，始出为慈湖书院山长。大约与此同时，开始撰写该书。前后“用心二十余年”，“著为成书，名曰《文献通考》”。元仁宗延珰五年(1318)，任柯山书院山长。弘文辅粹德真人王寿衍巡访至饶州乐平，见其所著之书，”凡于治道有关者，无不彪分汇列，井井有条”。(《文献通考抄白》)明年，王寿衍写了《进文献通考表》，连同“缮写成帙，校勘无差”的三百四十八卷并序目装订成六十八册，进献元仁宗。英宗至治二年(1322)刊印时，又请马端临带原稿亲自校勘。随后，以其为台州路学教授(秩正九品)。泰定帝元年(1324)，全书刻成。马端临以纪传体“断代为史，无会通因仍之道”，编年体的《资治通鉴》却又是“详于理乱兴衰而略于典章经制”。要“推寻”典章经制的“变通张驰之‘故’”，必须“融会错综，原始要终”。杜佑《通典》肇自上古，以至唐天宝末，“历代因革之故，粲然可考”，但有“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的“遗憾”。(《文献通考自序》)马端临遂分《通典》的“食货”为田赋、钱币、户口、职役、征榷、市籴、土贡、国用等八个门类，将其“选举”分为选举、学校二个门类，“职官”一类因其旧，析其“礼”为郊社、宗庙、王礼三个门类，乐、兵、刑三个门类仍依《通典》，新增经籍、帝系、封建、象纬、物异五个门类，改“州郡”为舆地、“边防”为四裔，共计分为二十四个门类。其帝系、封建两个门类，是直接承继了《唐会要》的分类。经籍、象纬、物异三个门类，则是因史志中的经籍、天文、灾异而分其类。各门类记事，起自上古，至于南宋宁宗嘉定末年。其中，偶有涉及宁宗以后者。新增五个门类，则采摭诸书而成。其余十九个门类记事，天宝以前增益《通典》所未备，天宝至嘉定末则续而成之。书中叙事本之经史，参以历代会要及百家传记之书者，谓之“文”。其论事，先取当时臣僚奏议，次及近代诸儒评论，谓之“献”。马端临“己意”，则标以“按”字，以辨诸史之可疑，用论先儒之未当，即所谓“考”。其“文”、“献”、“考”，贯通因仍，使各门类及其中各部分的三者构成一个整体，因名其书为《文献通考》。全书编排，颇具特色。每一门类，依时代先后叙事，前有小序详其著述之成规，考订之新意。具体排印，叙事之文顶格，补充叙事则低一格，诸儒评论及其“按”语再低一格。其间，夹有小注。在评论中，有引“光公曰”者，即其父廷鸾之说，可见马端临的家学渊源。其“文”的部分，包含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网罗，二是考订。网罗主要体现在补前史之缺上，《史记》的“世家”只记载了春秋十二诸侯和战国七雄，其它一些小国则无专篇记述，马端临“摭各国事实之可考者，仿世家之体例”，在“封建”这一门类中补写了七十余篇有关内容，叙“春秋列国传授本末事迹”。考订即其所说“信而有征者从之，乖异传疑者不录”。“信”的依据，首先是来源可信。不同的记载，以原始记录为据。《资治通鉴》记唐玄宗天宝六载选举事，以李林甫干扰“遂无一人及第”，马端临则用《唐登科记》“是年进士二十三人”等记载证明了司马光的上述说法不可信。(《文献通考》卷二九《举士》)书中“献”的部分，主要是采录评论是非得失允当、可取者，也有一些考订典故的内容。“考”的部分，即其按语，再加上各门类小序及全书自序，贯穿古今，展示出马端临对历史进程的全面总结。全书分二十四个门类，囊括了中古社会的各个方面，在横剖面上勾画出当时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基本风貌。马端临以其“会通”的思想，将中古以前的社会发展分成三个阶段。太古阶段自伏羲至尧舜，夏商周三代又为一个阶段，这两个阶段是有“公天下之心”的阶段。秦以后的社会与秦以前的社会，根本区别就在于有无“公天下之心”，另为一个阶段。社会的变化，受“势”的支配。“势”是一种必然，著此书就在于要求得“变通张驰之‘故’”。马端临认为，造成这种“势”有两大因素，一是“心”即有无“公天下之心”的“心”；二是“利”，即各主要社会集团的利益，它制约着典制、政策的制定。稽古以经邦，是马端临著书的直接出发点，强调“知时适变”，“反古实难”。同时，从多方面总结宋代衰亡的教训，如指出其“国用”方面的四弊，赋税职役的苛重，守内虚外与妥协苟且的恶果，等等。现今流传的该书最早刻本是，元泰定帝年间西湖书院刊刻本。明代以后，刻本颇多。正德年间，有“慎独斋”校正本。嘉靖年间，有司礼监刊本。清乾隆年间，有四库馆刊本、武英殿本。咸丰年间，有崇仁谢氏本。目前的通行本，是民国年间上海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的“十通”合刊本。《文献通考》影印精装两册，后附考证三卷。1986年，中华书局据以重新影印出版，并增编了目录，以便检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