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卷，杜佑撰。杜佑(735－812)字君卿，京兆万年(今陕西长安)人，唐代名相，又是著名历史学家。累世官宦，本人以门荫入仕，为郡、县佐贰官。后为润州刺史、浙西观察使、淮西节度使韦元甫辟为从事，深受委信，累官至检校主客员外郎。约在此时，即代宗大历三年至六年(768－771)间，《通典》一书“累年而成，自为序引，各冠篇首”。(李翰《通典序》)其后，杜佑入朝为工部郎中，充江西青苗使，又一度为地方长官。德宗即位，入朝历工部郎中，充江淮水陆转运使，改度支郎中，兼和籴使，迁户部侍郎、判度友。未几，兼御史大夫，充岭南节度使。贞元三年(787)，征为尚书左丞，又出为陕州观察使，迁检校礼部尚书、扬州大都督府长史，充淮南节度使。十六年，加同平章事，兼徐泗节度使，是为使相。杜佑“虽位极将相，手不释卷”，“性嗜学，该涉古今”。经过反复修改、补充，终于贞元十七年(801)撰成《通典》二百卷，“自淮南使人诣阙献之”。(《旧唐书·杜佑传》)十九年，入朝拜检校司空、同平章事，又由《通典》摘要而成《理道要诀》十卷奏上。宪宗即位后，拜司徒，封岐国公。元和七年(812)，以光禄大夫、守太保致仕。其它撰著，《宾佐记》一卷，《管子指略》二卷。《通典》二百卷，是杜佑著述中唯一流传至今而又最有代表性的巨著。该书通过新的编排结构，使“览之者庶知篇第之旨”，即“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行数化在乎设职官，审官才在乎精选举，“制社以端其俗，立乐以和其心”，然后用刑、罚；“列州郡俾分领，置边防遏戎狄”。全书以食货为之首，选举次之，继以职官、礼、乐、兵、刑，然后为州郡、边防，突破了上千年来各种关于客观历史过程的传统认识，第一次按照其“本身的规律”勾划出当时社会各主要部门的作用及其联系，完整地反映了社会的基本面貌，成为历史编纂学上的一大创举。杜佑纂修《通典》，探讨礼法刑政，旨趣不在“古今制度沿革”本身，也不以帝王个人作为的一得一失为规谏对象，而是要透过“治政得失”的关键——体制的古今变化来探寻带有规律性的施政之道，即所谓有别于“多主规谏而略于体要”的“空言”，而是“颇探政理，窃究始终”。(《玉海》卷五一《典故类》引《理道要诀》自序)把“探政理”同反映体制变化的社会结构的演变紧密联系在一起，使古代的史学功用迈进了一大步，开出以史经世的先河，因而《通典》被当时人誉为“错综古今，经代(世)立言之旨备焉。”(权德舆《唐岐国公社公墓志铭序》)《通典》以一半的篇卷来记述礼仪沿革，固然有“且用准绳”，强化封建等级制度的一面，但也有通过礼仪沿革反映古代社会基本面貌的一面，而且这是其更重要的一面。礼一百卷，其中历代沿革六十五卷，开元礼三十五卷。以历代沿革六十五卷中的篇卷而论，除开食货所涉吃饭问题以外，人类生活的基本内容——衣着(冠服)、婚嫁、宗族、丧葬等，共四十五卷，占去四分之三的篇幅。关于婚嫁制度，主要在嘉礼中记述，涉及婚姻礼仪起源、演变，婚姻年龄、禁忌等婚姻史的重要内容。由婚姻而形成的五宗、九族和亲服制度，都是反映古代社会关系的极重要的方面。透过嘉礼、凶礼中的大量记述，不难揭示“亲属制度”如何制约当时的人际关系。通过礼仪制度沿革，系统记述古代婚姻状况、家庭结构、宗法关系、社会生活、文化生活，从而认识古代社会的基本面貌及其演变过程，自《通典》始，开辟出史学发展的一条新途径。《通典》考察礼仪沿革，与“滞儒”不同，主张“从宜之旨，便俗适时”，强调“三代制度，或沿或革不同，皆贵适时，并无虚事”，反对“毕循往古之仪”。(《通典》卷七四序、卷五八《公侯大夫士婚礼》)书中多处强调“古今之异制”，再三批驳那种“非今是古”的“人之常情”，极力主张“酌古之要，通今之宜，既弊而思变，乃泽流无竭”。(《通典》卷一二“议曰”)后来，当朱熹读到由《通典》摘要而成的《理道要诀》时，便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一个非古是今之书”。(《朱子语类》卷一三六)《通典》成书后，“颇详旨趣，而为之序”的李翰就为其“知之者甚稀”而“长太息”。元代马端临继其后纂成《文献通考》，才真正认识到《通典》的成就，肯定其“纲领宏大，考订该洽”。同时，又为其“节目之间，未为明备；而去取之际，颇欠精审”感到“遗憾”。(《文献通考》自序)《通典》刊本，始见于北宋。今存古本藏于日本宫内厅书陵部，标注为“大宋建中靖国元年、大辽乾统元年(1101)”，每卷有“经筵印，高丽国十四叶印”。南宋刻本，全本藏于日本天理图书馆，北京图书馆有残本。元刻本原为皕宋楼旧藏，后藏于日本静嘉堂文库。明刻本国内有李元阳刻本，国外有日本藏嘉靖年间刊本。清刻本以武英殿“九通”本最为流行，又有咸丰年间崇仁谢氏刊本和同治年间广州学海堂刊本。本世纪三十年代，上海商务印书馆影印了万有文库二集“十通”，《通典》为其中第一册。1984年，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万有文库本重新影印出版，并增编了目录便于检索。1988年，中华书局出版了校点本，校以国内和日本各主要版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