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百卷，刘昫等撰。刘昫，算不上是什么史学家，只因其在书成前一年作为监修宰相对全书定稿起过直接作用，书成后又领衔上奏，故题名“刘昫等撰”，沿袭至今。《旧唐书》的纂修，先后换过三任监修宰相。首任赵莹(885－951)，字玄辉，华阴(今属陕西省)人，五代后晋宰相。天福六年(941)，奉诏监修唐史。在组织人力的同时，赵莹从两个方面着手编写，一是奏请下诏购求所缺唐代基本史料，二是与张昭远制定出一个完整的修史计划，再依照其总体规划有目的的进一步搜集史料，从事纂修。整个纂修过程，大体依计划而行，故史称赵莹“监修国史日，以唐代故事残缺，署能者居职，纂补实录及正史二百卷行于时，莹首有力焉。”(《旧五代史》卷八九《赵莹传》)两年后赵莹调离史任，由桑维翰接替，一年以后刘昫为监修。三任监修之外，参预纂修者先后共九人。其中，张昭远(894－972)为“史院”的判院事，具体负责纂修事宜，是用力最勤的一位纂修官。贾纬，虽然中途回家为母守丧，但其《唐年补遗录》六十五卷却为纂修《旧唐书》提供了唐武宗以后的许多珍贵史料。《旧唐书》是五代时期官修的一部纪传体唐史，也是现存最早系统记录唐代历史的一部史书，修成于后晋少帝开适二年(945)。当时，因避后晋高祖石敬瑭的名讳，不叫《唐书》或《唐史》，而称《李氏书》或《前期李氏纪志列传》。待到北宋欧阳修、宋祁等新修《唐书》出，始有新、旧之别。今本《旧唐书》二百卷，本纪二十卷，志三十卷，列传一百五十卷，但分卷情况很不一致，有一卷分上、下篇者，也有一卷分上、中、下篇者。若以篇计，则本纪二十四篇，列传一百六十篇。不少“要籍介绍”之类的著述，对《旧唐书》卷数、篇目或略而不叙，或统计有误，原因就在这里。就全书而言，鉴于史料来源情况，造成这部书前后记事详略不一、文字风格各异的差别。代宗以前，因有韦述等《唐书》一百三十卷为据，故叙事多有条理。德宗至武宗，仅存《实录》，记事尚缺剪裁。宣宗以后，只有搜访遗文及耆旧传说，因而不少疏漏、抵牾、谬误。基本情况虽然如此，但该书在纂修中还是有一番苦心的。本纪部分，主于详明，约三十万字。高祖至代宗，基本脱胎于吴兢、韦述等《唐书》中的本纪部分。德宗至文宗，则大体围绕相关《实录》加减而成。武宗以下，应当说主要是采用的贾纬《唐年补遗录》。志的部分，总的来说，仍然是代宗以前为详，德宗至武宗渐略，宣宗以下则寥寥无几，唯有《食货志》情况较为特殊。赵莹、张昭远最初的修史计划中虽说“十志以书刑政”，但只列出九志之名，唯独没有食货。今天所见《旧唐书·食货志》二卷，其编排与另外各志有一定差异。虽然各志都有长短不等的序文，但以序文提纲挈领地说明全志主要内容和项目，则以《食货志》为最明显，即序文与正文的照应关系最突出。所记内容，固然缺少懿宗以下事，但并不带有前密后疏的特点。除田制、租庸制外，其它内容则以代宗至宣宗详于玄宗及玄宗以前，比较明显地反映出唐代经济制度的变革。列传部分，记述各类人物一千八百二十余人，周边政权四十五个。取材情况很复杂，很难用前密后疏来笼统概括。吴兢、韦述《唐书》中有传者，大抵用以为主要依据。其后的人物，则多据各帝《实录》剪裁。《实录》失记或记述不完整者，则以家史为主，综合《实录》、杂史、小说中相关史实，再参以文集，条贯而成。因此，其书“虽颇涉繁芜，然事迹明白，首尾该赡，亦自可观。”(《日知录》卷二六)当然，纂修中缺陷在所难免。归纳起来，大致有四：一为记事纷纭，二为“敷衍成帙”，三为人物重复，四为失于考订。《旧唐书》的取材问题，不仅造成其书编纂方面的上述特点，而且极大地影响着全书的思想内容。赵莹在制定编纂计划时，明确提出其监修这部唐史的指导原则：“褒贬或从于新意，纂修须按于旧章”。(《五代会要》卷一八《前代史》)“纂修须按于旧章”，使全书主要是沿袭唐代各个不同时期的政治思想和历史观点。大体说来，论高祖史事，是太宗时的观点。论太宗至睿宗史事，反映的是玄宗前期的观点。论玄宗至顺宗史事，则以宪宗时的观点为主。宪宗至宣宗，取宣、懿时的观点较多。宣宗以下，自然是五代中的观点。反映唐代统治思想和社会思潮的前后转变，重视“食货”，记述周边各族或外国以及相互交往超过前各史，都是该书思想内容的重要方面。“褒贬或从于新意”，主要是公开承认某些藩镇建立的政权，甚至容忍姑息；对于“忠义”、“叛逆”赋予全新的解释，并为之回护。据记载，《旧唐书》在北宋时至少有旧杭本、川小字本和川大字本三种刻本，南宋有越州本。明嘉靖时闻人诠以数处所得“越州本”，彼此补葺，使《旧唐书》重见于世，称“闻本”。清乾隆时列该书于“二十四史”，以“闻本”为底本重刊于武英殿，是为“殿本”。道光时，又有岑建功“惧盈斋本”。“百纳本”采“越州本”六十七卷，其余以“闻本”配补。中华书局校点本，所据底本是“惧盈斋本”，参校了残宋本即“越州本”、明本即“闻本”、“殿本”等，同时吸收了《旧唐书校勘记》的诸多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