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卷。清桂馥(1736－1805)撰。桂馥字冬卉，号未谷，山东曲阜人。乾隆五十五年(1790)进士，历官长山县训导，云南永平知县。少承家学，博览群书，精于金石篆刻、文字训诂之学。著作尚有《札朴》、《缪篆分韵》、《说文谐声谱考证》、《晚学集》等。曾绘许慎以下魏江式、唐李阳冰、南唐徐铉徐锴兄弟，宋张有、吾丘衍之属为《说文统图》，因题其书室为“十二篆师精舍”。桂氏尝谓“士不通经不足致用，而训诂不明不足以通经”，故自诸生以至通籍，四十年间，日取《说文》与诸经之义相疏证，从而撰成此书。他自道其著书之旨云：“《梁书·孔子顒傅》：‘高祖撰《五经讲疏》及《孔子正言》，专使子顒检群书以为义证。馥为《说文》之学，亦取证于群书，故题曰‘义证’。”其书着重训诂义理，每字必钩玄探赜，征引群书，或数义，或十数义，同条共贯，材料极其丰富。王筠曰：“桂氏征引虽富，脉络贯通，前说未尽，则以后说补苴之；前说有误，则以后说辨正之。凡所称引，皆有次第，取足达许说而止，故专胪古籍，不下己意也。”(《说文释例自序》)桂氏的《义证》一般包括两部分，第一部分举例证明某字有某义(限于本义)，第二部分考辨许氏的说解，或引他书的说解以正之，或引他书所引许书以参之，或引他书以补之。如果许慎已举《诗》、《书》、《左传》等书为例，桂氏则注上篇名；如果有异文，桂氏则加以引述。如《说文》：“羖，夏羊牝曰羖。”桂氏《义证》说：“《韩子》：‘孙叔敖相楚，衣羖羊裘。’《史记·秦本纪》：‘吾媵臣百里奚在焉，请以五羖羊皮赎之。’《张奂与崔子贞书》：‘仆以元年到任，有兵二百，马如羖羊。’《寰宇记》：‘扶南国出金刚，状如紫石英，以羖羊角扣之，漼然冰泮。’《本草》：‘羖羊角生河西川谷。陶云：“此羊角以青羝为佳，余不入药用也。”衍义云：“羖羊出陕西，河东谓之羖羊，尤狠健，毛最长而厚。”’‘夏羊牝曰羖’者，《释兽》：‘夏羊牝，羖。’《释文》引《字林》：‘羖，夏羊牝。’颜注《急就篇》：‘羖，夏羊之牝也。’馥案：《广韵》、《集韵》、《类篇》、《五音集韵》、《字鉴》引本书并作‘牡曰羖’。徐锴本及《韵谱》李焘本亦作‘牡’。《通鉴》：‘魏世祖更定律令，巫蛊者负羖羊抱犬沉诸渊’注引本书：‘夏羊壮曰羖。’‘壮’为‘牡’之讹。《广韵》：‘羖，羊。’《增韵》：‘羖，羊牡。’《六书故》：‘羖，牡羊也。牡牛亦曰羖牛，犹羖羊亦曰牝羊也。’《易·大壮》‘羝羊触藩’《释文》：‘张云，羖羊也。’《诗·宾之初筵》‘俾出童羖’传云：‘羖，羊不童也。’笺云：‘羖羊之性，牝牡有角。’《尔雅翼》：‘羖音通于牯，故《本草》‘羖羊’条注称‘牯羊’，‘牯’乃牡之名。馥案：‘羯’曰‘羖犗’，何得为牝?”有人认为，桂氏只是堆积材料，不算研究，这是不对的。由此“”字一例，即可知道桂氏的材料并不是随便堆积的，而是有选择、有次序、有条理的。桂氏的学问不在段玉裁以下，两人在《说文》学方面的贡献各有千秋。张之洞《说文解字义证序》曰：“窃谓段氏之书，声义兼明，而尤邃于声；桂氏之书，声亦并及，而尤博于义。段氏钩索比傅，自以为能冥合许君之旨，勇于自信，欲以成一家之言，故破字创义为多；桂氏敷佐许说，发挥旁通，令学者引申贯注，自得其义之所归。故段书约而猝难通辟；桂书繁而寻省易了。夫语其得于心，则段胜矣；语其便于人，则段或未之先也。”桂书除“义证”外，凡二徐本之讹舛，亦加以厘订；并注意搜补许书的遗文，共一百一十九字。桂氏认为：“《说文》非许氏创作，盖总集《仓颉》、《训纂》、班氏《十三章》三书而成。《仓颉篇》五十五章，《训纂篇》八十九章，班固十三章，以每章六十字计之，凡九千四百二十字。《说文叙》云‘九千三百五十三文’，然则《说文》集三书之大成，两汉训诂萃于一书，顾不重哉。”这个看法是正确的，它肯定了《说文》与以前字书的继承关系。桂书的缺点有三：一是对许慎的说解确信不疑，许慎讲错了还要寻找例证勉强牵合；二是所引据的典籍，时代失于限断，缺乏历史观念；三是所引各书未及校对，讹舛颇多。此书完成以后，长期只有稿本流传，直到咸丰元年(1851)才经许翰等详加校定，刊入《连筠簃丛书》中。然印数不多，流布不广。咸丰十一年(1861)捻军经过山东日照，版片毁于战火。后于同治九年(1870)张之洞提督湖北学政时由武昌局重为刊刻，是为湖北崇文书局本。1978年中华书局据崇文书局本精心描修付诸影印，并于书前加笔画检字，书后加四角号码检字，是书才有可读易得之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