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卷，附一卷。清管同(1780－1831)撰。管同字异之，江苏上元(今南京市)人，经学家、散文家。道光乙酉举人。姚鼐主讲钟山学院，从学，称姚门高足。乡举为侍郎陈用光所拔。同县邓廷桢为安徽巡抚时，延请管同教授其子六年。赴京城时卒于宿迁途中，享年五十二岁。管同有经世之志，为学不守章句，曾撰文抨击流风世俗，颇切中时弊。以文名家，其雄峻清新，简严精邃，能曲当法度。又善于作诗，人称得苏、黄之朗俊。姚鼐赞其“才气当时无出其右者”。除本书外，他著尚有《因寄轩诗文集》、《皖水词存》、《战国地理考》、《文中子考》、《四书纪闻》、《孟子年谱》等。本书原定名为《五经纪闻》和《四书纪闻》，校刊时，把《大学》、《中庸》归并入《礼》，而把《论语》、《孟子》附在五经之后，因此称为“七经”。书中一至二卷说五经，《易》仅仅一条，《公羊》也只一条，又空缺《穀梁》，只有说《书》、《诗》稍多。三至四卷，说《论语》、《孟子》，卷前有邓廷桢和方损之(东树)所作二序。方东树序中引述阮元的话，认为本书中精核占十分之二三，未妥的占十分之二三，人所已透发而书中还未透的也占十分之二三，不知是否果真出于阮元之口。而方东树在每一条下多附己见，与管同立异。大抵管同所致疑于朱熹的地方，方东树都不以为然，并对朱熹学说中最害理的论点曲加解说。当然，也不无订正。管同所说，颇有见地之处不少。如“流宥五刑”，援引范蜀公正书，认为舜创制五刑，以宥三苗的劓、刖、剕、宫、大辟，因此舜时的四凶之罪，也仅只流放殛，那么不采用肉刑就可想而知了。所谓“象以典刑”，就如同画衣冠、易章服以为戮一样。所以命皋陶说：“五刑有服”，是已用流放代替五刑了，因而接着说：“五流有宅，五宅三居”，前后辞意明白相承。又《盘庚》上篇有“盘庚与王曰并见”，下篇却只说盘庚而不说及王，管同经过考据，认为前面所称的“王”，是阳甲，其时阳甲在位，盘庚还是臣子，因此告诉众人说，找王来，“既爰宅于兹。”盘庚既把此意告知众人，而后阳甲又命众人全都集合于庭，又告以己意，因此其辞前后相同，不嫌重复。又根据《郊特牲》“大夫强而君杀之，义也，由三桓始也”，认为是三桓的子孙被鲁国诛杀。推证于穆公时，公仪子为政，子柳、子思为臣，又经四五传至景公、平公，其时鲁国想使乐正子当政，慎子为将军，而季孙为司徒，叔孙为司马。世代执掌鲁国大权，都不曾再见。孔子说三桓之子孙衰微，其言已应验了。如此之类，大概就是邓廷桢序中所称“直破二千年先儒传注之误”的具体体现。书中较多引用姚鼐的《九经说》，则是古文家一脉相承之处。只是《大学》、《中庸》，历来与《论语》、《孟子》相提并论，称为“四书”，而且原书本已分帙，宜保持原貌为好。书后附有管同文章二篇、方东树文章三篇，所谈论的都是治河的事，而与《禹贡》相关。有道光刊本(民国时曾影印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