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 十三卷。孙觉(1028－1090)撰。孙觉字莘老，高邮(今属江苏)人，宋代著名经学家。孙觉早年师事著名经学家胡瑗，从胡氏受《春秋》学，后中进士，累官至右正言。王安石与孙觉原是好友，遂引用之，欲其协助变法。但孙觉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认为青苗法病民，遂被排挤出京，知广德军。哲宗时，官至御史中丞，以疾请罢，授龙图阁学士。孙觉曾被王安石所逐，及安石失势退居钟山，乃扁舟造访。安石卒，又作文诔之，时人皆服其德量。孙氏著作，除此书外，还有《春秋经要义》、《周易经解》及文集、奏议等。孙氏之治《春秋》，大旨以尊王抑霸为主。孙氏继承了啖助、赵匡及孙复开创的“弃传求经”之风，他说“三传之出，既已讹谬；诸儒之说，不可依据。但当取其是而舍其非。”与啖、赵、孙复诸人“尽废三传”不同的是，孙复之是非取舍仍然归趣于《穀梁》及其师胡瑗。《自序》称：“《左氏》多说事迹，而《公羊》亦梗概，陆淳以谓断义，即皆不如《穀梁》之精。今以三家之说校其当否，而《穀梁》最为精深。且以《穀梁》为本者，其说是非褒贬则杂取三传及历代诸儒。唐啖、赵、陆氏之说，长者从之，其所未闻，即以所闻安定先生(即胡瑗)之说解之。”孙觉认为：“《春秋》之作，盖以天下无王而孔子以王法正之。诛罚褒赏者，天子之事也。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因此他反对杜预以《春秋》为记载史实之书的观点。他说：“若如其说，则孔子乃一史官尔!《春秋》即曰‘作之’，又徒因其记注，即用旧史，则圣人何用苟为书也?”他也反对何休的“黜周王鲁”之说。他说：“孔子为天下无王，乃作《春秋》，何得云‘黜周王鲁’?如经书‘王正月’者，大一统也；先王人者，卑诸侯也；不书王战王战者，以见天下莫之敌也；书‘王’而加‘天’者，别吴越之僭伪也。《春秋》尊王如此，安得谓之黜周乎?”孙复《尊王发微》提出“有贬无褒”之说，而孙觉亦遵其说。如隐公无三月“公及郜仪父盟于蔑”条云：“盟者，乱世之事，故圣王在，阒无闻焉。……凡书盟者，皆恶之也。……《春秋》之法，恶团甚者日，其次者时，非狄盟也。以类而求，二百四十二年诸侯罪恶重轻之迹，焕然可得而见矣。”此书在当时甚为学者所推重。周麟之《跋》称，“初，王安石欲释《春秋》以行于天下，而莘老之传已出，一见而有心，自知不能出其右，遂诋圣经而废之。”此说未必尽然，但是证当时颇重此书。《春秋经解》与孙复《春秋尊王发微》在宋代影响极大，是当时《春秋》学主流“弃传求经”派的主要代表作。据陈振孙《书录解题》，此书宋时即有刻本，现存清康熙《通志堂经解》本、天一阁抄本、《丛书集成初编》本。② 十二卷。崔子方(生卒不详)撰。崔子方字彦直，又字伯直，号西畴居士，涪陵(今属四川)人，宋代著名经学家。《永乐大典》引《仪真志》之崔子方与苏轼、黄庭坚游，尝为知滁州曾子开作《茶仙亭记》，并刻石于醉翁亭侧，黄庭坚称其为“六合佳士”。李心传《建炎以来系年要录》称他于哲宗时三上疏乞置《春秋》博士，不报，乃隐居真州六合县，杜门著书者三十余年。崔氏著述，除此书外，还有《春秋本例》、《春秋例要》。通观崔氏之学，要在明“日月之例。”其《春秋本例序》云：“《春秋》之法，以为天下有中外侯国，有大小位，有尊卑。情有疏戚，不可得而齐也。是故详中夏而略外域，详大国而略小国，详内而略外，详君而略臣，此《春秋》之义，而日月之例所以生也。著日以为详，著时以为略，又以详略之中而著月焉，此例之常也。”此书之宗旨，据其《后序》称，乃因戚《左氏》不著日月之例，且考圣人之例亦大疏略；而《公》、《穀》虽“知日月之例，然亦不知崩葬卒薨与弑君之无例”，所以“其辞至于乘乱而不可信。”因而此书重在阐发《春秋》一书的“日月之例”。其《自序》云：“圣人欲以绳当世之是非，著来世惩劝，故辞之难明者著例以观之。例不可尽，故有日月之例，有变例。慎思精考，若网在纲。”由于崔氏执著于“日月之例”这个虚妄的大前提，故虽亦能发“诸家所未发”，自成一家，但其“过泥”、“偏驳”乃至荒诞之处自所难免。现存有宋刻本，《四库》本是从《永乐大典》辑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