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所以为国者，以有民也；民之所以为民者，以有谷也；谷之所以丰殖者，以有人功也；功之所以能建者，以日力也。治国之日舒以长，故其民闲暇而力有余；乱国之日促以短，故其民困务而力不足。

    所谓治国之日舒以长者，非谒羲和而令安行也，又非能增分度而益漏刻也。乃君明察而百官治，下循正而得其所，则民安静而力有余，故视日长也。所谓乱国之日促以短者，非谒羲和而令疾驱也，又非能减分度而损漏刻也。乃君不明则百官乱而奸宄兴，法令鬻而役赋繁，则希民困于吏政，仁者空于典礼，冤民□狱乃得直，烈士交私乃见保，奸臣肄心于上，乱化流行于下，君于载质而车驰，细民怀财而趋走，故视日短也。

    《诗》云：“王事靡盬，不遑将父。”言在古闲暇而得行孝，今迫促不得养也。孔子称庶则富之，既富则教之。是故礼义生于富足，盗窃起于贫穷，富足生于宽暇，贫穷起于无日。圣人深知。力者乃民之本也，而国之基，故务省役而为民爱日。是以尧勑羲和，钦若昊天，敬授民时，邵伯讼不忍烦民，听断棠下，能兴时雍而致刑错。

    今则不然。万官挠民，令长自衒，百姓废农桑而趋府庭者，非朝脯不得通，非意气不得见，讼不讼辄连月日，举室释作，以相瞻视，辞人之家，辄请邻里应对送饷，比事讫，竟亡一岁功，则天下独有受其饥者矣。而品人俗士之司典者，曾不觉也，郡县既加冤枉，州司不治，令破家活，远诣公府。公府不能照察真伪，则但欲罢之以久困之资，故猥说一科，令此注百日，乃为移书，其不满百日，辄更造数，甚违邵伯讼棠之义。此所谓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虽多亦奚以为者也。

    孔子曰：“听讼，吾犹人也。”从此观之，中材以上，皆议曲直之辩，刑法之理可，乡亭部吏，足以断决，使无怨言。然所以不者，盖有故焉。

    《传》曰：“恶直丑正，实繁有徒。”夫直者贞正而不挠志，无恩于吏。怨家务主者结以货财，故乡亭与之为排直家，后反覆时吏坐之，故共枉之于庭。以羸民与豪吏讼，其势不如也。是故县与部并，后有反覆，长吏坐之，故举县排之于郡。以一人与一县讼，其势不如也。故郡与县并，后有反覆，太守坐之，故举郡排之于州。以一人与一郡讼，其势不如也。故州与郡并，而不肯治，故乃远诣公府尔。公府不能察，而苟欲以钱刀课之，则贫弱少货者终无以旷旬满祈。豪富饶钱者取客使往，可盈千日，非徒百也。治讼若此，为务助豪猾而镇贫弱也，何冤之能治?

    非独乡部辞讼也，武官断狱，亦皆始见枉于小吏，终重冤于大臣。怨故未仇，辄逢赦令，不得复治，正士怀冤结而不得信，猾吏崇奸宄而不痛坐。郡县所以易侵小民，而天下所以多饥穷也。

    除上天感动，降灾伤俗，但以人功见事言之。今自三府以下，至于县道乡亭，及从事督邮，有典之司，民废农桑而守之，辞讼告诉，及以官事应对吏者，一人之，日废十万人，人复下计之，一人有事，二人获饷，是为日三十万人离其业也。以中农率之，则是岁三百万口受其饥也。然则盗贼何从消，太平何从作?

    孝明皇帝尝问：“今旦何得无上书者?”左右对曰：“反支故。”帝曰：“民既废农远来诣阙，而复使避反支，是则又夺其日而冤之也。”乃勑公车受章，无避反支。上明圣主为民受日如此，而有司轻夺民时如彼，盖所谓有君无臣，有主无佐，元首聪明，股肱怠惰者也。《诗》曰：“国既卒斩，何用不监!”伤三以居人尊位，食人重禄，而曾不肯察民之尽瘁也。

    孔子病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者。今公卿始起州郡而致宰相，此其聪明智虑，未必暗也，患其苟句先私许而后公义尔。《诗》云：“莫肯念乱，谁无父母!”今民力不暇，谷何以生?百姓不足，君孰与足?嗟哉，可无思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