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六卷。相传为秦吕不韦(?－前235年)撰。据《汉书·艺文志》记载，《吕氏春秋》有二十六篇。今本凡十二纪、八览、六论：纪所统子目、六十一、览所统子目六十三、论所统子目三十六，实一百六十篇。另外，《汉书·艺文志》把它著录于杂家。关于《吕氏春秋》的作者，历代史学界有不同的看法，《史记·吕不韦列传》说：“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由此可知，《吕氏春秋》是由吕不韦主持，众多学者参加而写成的。《吕氏春秋》作者人数相当可观。《史记》说吕不韦有门客三千人。门客中有各种技能人才，未必尽为文士，对“人人著所闻”的“人人”一词当然不可过于认真，大约作者为数不少。这些文人学士来自四面八方，带来了不同地区和不同学派的文化知识，然后汇集于此书，使它“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司马迁语)，成为先秦学术上的一部百科全书。吕不韦的主导作用不可抹杀。人数众多的写作队伍，观点各异，吕不韦能把他们集合在一起，按既定的纲目撰写，这项组织是一种创造。《吕氏春秋》内容上广收博取而又有它的宗旨和主线，各部分之间基本上是协调的，它体现了作者的政治用意。汉代以后有些学者不承认吕不韦编书的历史功劳。如宋代黄震的《黄氏日抄》，清代卢文弨的《书吕氏春秋后》，都断言该书的编写，吕不韦“固无与也”(均见《附考》)，好像吕不韦对该书没有贡献。吕不韦直接指导此书编写是有案可查的。《序意》记载了门下客为写十二纪向吕不韦作请示，吕不韦规定了“上揆之天，下验之地，中审之人”的写作原则，《吕氏春秋》这部书确实贯串了这一原则。关于吕不韦的事迹，史料记载较为简略。《吕氏春秋》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它保存了已佚失的先秦各家的部分史料。其各种史料大致分布如下：教育思想史料，主要在《劝学》、《尊师》、《诬徒》《善学》诸篇之中；儒家思想史料主要在《大乐》、《侈乐》、《适音》、《古乐》、《音律》、《音初》、《制乐》诸篇之中；阴阳家思想的史料，主要在十二月的《月令》之中；道家思想的史料，主要在《贵生》、《重己》、《情欲》、《尽数》、《审分》诸篇之中；兵家思想的史料，主要在《振乱》、《禁塞》、《怀宠》、《论威》、《简选》、《决胜》、《爱士》诸篇之中；农家思想的史料，主要在《上农》、《任地》、《辨土》诸篇之中；墨家思想的史料，主要在《当染》、《首时》、《尊师》、《高义》、《上德》、《去宥》诸篇之中。《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统一之前，在内容方面，它能以积极和客观的态度对待先秦文化遗产，公开申明要采集诸家之长，超出学派门户成见，将各家学说中有价值的成份组织到一起；在评论历史事件与时政时，不回避非秦或贬秦的言论，能独立进行理论上的探讨和道义上的褒贬。《吕氏春秋》中“非今”的观点很多。在写作形式上的主要特点是整齐、系统。是一部依靠集体力量、按预定计划写成的书，事先就确定了纪、览、论三大门类；门类下又各统一定数目的子篇；除纪、览、论首篇以三字命题外，每篇文章皆以两字题目明旨，有自己的中心思想，大都首论题义，次举例证，有论有史，理事相得，字数安排上各篇字数大体均衡。全书组织结构整齐划一。在中国思想史上，这是第一部有统一体例、按预定步骤集体完成的理论著作。它创造的这种著述方式为后人集体编写或个人著述提供了一条新途径。汉代的《淮南子》和《史记》，在编著方法和体例上都受其直接影响。《吕氏春秋》问世之后，在社会上引起了很大的反响，最早为其作注的是汉代的高诱。高诱的《吕氏春秋注》从宋到近代有多种校刻本，现存的版本：《吕氏春秋》二十六卷，汉高诱注。元至正间嘉兴路刘贞嘉禾学宫刻本。明弘治十一年戊午(1498)河南开封府许州李瀚重刻本。明嘉靖七年戊子(1528)关中许宗鲁刻本。明万历七年己卯(1579)宁阳张登云校刻本。明万历七年己卯(1579)维阳姜璧资政左室刻本。明万历间云间宋邦父等校刻本。明万历三十三年己巳(1605)新安汪一鸾重订本。明万历四十八年庚申(1602)乌程凌稚隆朱墨套印本。明万历天启间仁和黄甫宠、沈兆廷订钱塘朱梦龙序刻本。清光绪元年乙亥(1875)毕沅校浙江书局刻《二十二子》本。清光绪十九年癸巳(1893)毕沅校上海鸿文书局石印《二十五子汇函》本。清宣统三年辛亥(1911)毕沅校育文书局石印《子书二十八种》本。民国二十五年丙子(1936)上海商务印书馆据宋邦父校本缩印《四部丛刊》本。民国二十四年乙亥(1935)上海世界书局排印《诸子集成》本。宋、元、明、清为《吕氏春秋》作注的人很少，其中主要有补注或选注：《吕氏春秋》一卷，明焦竑注释，翁正春评。《吕子校补》二卷《续补》一卷，清梁玉绳撰。《吕氏校补献疑》一卷，清蔡云撰。近人也有补注、选注、汇校和集释：《吕氏春秋高注补正》孙锵鸣撰。《吕氏春秋补注》一卷，范耕研撰。《吕氏春秋集释》二十六卷《附考》一卷，许维遹撰。《吕氏春秋汇校》蒋维乔、杨宽、沈延国、赵诒合撰等等。